“文革”期间，在当时“极左路线和思潮”的控制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出中，仅剩8个“样板戏”和8首“革命歌曲”可以播放。

　　文艺节目的“贫乏”，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困惑和反感。经“革命群众”的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广播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中央台文艺部采录组长王敬之和音乐编辑王惊涛同志，便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西安。

　　当时西安文艺界的老同志基本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为了完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任务，同时借此机会“解放”几个老战友和老同志，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帮助下，我们点名要作曲家关鹤岩和刘锋同志，词作家徐锁、陕西台的冯富宽同志，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临时小组。但由于他们或正在“牛棚”，还带着“反动文人”的帽子，或在“管制”中，几经交涉，最终批准了我们的提名。

　　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边春光同志亲自陪同下，我们一行终于来到了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在延安我们又吸收了作家李若冰同志，曲作家梁文达同志，成为了10个人的小班子。

　　到延安的第一天，我们先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的全力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曾经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在延安工作的10个日日夜夜中，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大家甚至连夜里都在忙于研究资料，改编歌词的工作。在这个集体探讨，有时还争议不休的环境里，同志们工作是愉快的、团结和谐的，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再次成为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加兄弟。

　　经过日日夜夜的奋战，这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王敬之同志背负着大家的重托和希望，带着这些作品回京汇报。经过广播局军管会对改编作品的审查和批准，又加派了录音导播、指挥家聂中明同志前往陕西省歌舞剧院排练并完成了录音。回京后，迅速上报“中央文化组”审查和批准。有意思的是，当时获准播出前，还要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评论员文章，然后才能在电台上正式播出。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一经播出，即在当时的社会上刮起了一阵“旋风”——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咏唱，各类“团体”争相排练演出。她——既像是“丝丝的春雨”，滋润了早已“干枯”多年的“文艺大地”；她——又给了当时在“牛棚”内关押、“劳改农场”田间地头“苦苦挣扎盼解放”的老同志，带来了回忆和希望。这熟悉的旋律、脍炙人口的歌词，迅速地传遍了神州大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好评。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一些参与改词、填词、编曲的老同志已先后作古，但留下的这五首民歌的艺术魅力，却至今不衰！它们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这些凝集着老一代词曲家心血的《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犹如具有延安精神的“山丹丹花”一样会越来越红艳，也将成为流芳百代的永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