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

　　2006年8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参加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时，接受搜狐专访。

　　主持人：我们想了解一下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对新闻人才有什么更新的要求？

　　喻国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确实是改变传媒业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性的力量，它改变的市场边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的份额、市场的重点等等，所以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从传媒理念到传媒实践，一直到传媒制度，这样一种变革的推动力。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才培养，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对新技术本身的社会内涵和对于传播专业内涵这种意义的理解。其实可能我们并不需要有过多的这种非常专门的技术掌握，因为有很多技术是可以用黑箱的方式掌握的。

　　主持人：黑箱是什么意思？

　　喻国明：就是像电视机一样，里面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它。

　　有很多技术本身我们并不一定需要知道所有的技术细节或者掌握所有的技术细节，但是作为一个媒介人必须要知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以后，它对我们传播的规则、传播的重点、传播的模式等等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而基于这种深刻的影响，对我们如何来做好新闻工作、传播工作，有哪些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的素质、新的程序、新的工作方法等等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是对技术的了解。

　　第二，因为互联网是一个推土机，推出了很多过去的行政的、市场的，以及传授之间的边界或者加壁垒，那么使更多的沟通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在进行交叉，因此必须要更多的懂得受众，更多的了解不同媒介，或者说整个传媒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要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因为一旦在这样一个网络平台上、数字平台之上，它的这种面对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面对，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闭关，闭门造车，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工作意识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所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有更多的专业意识、有更多的工作基础，我想这是对未来创新特别重要的基础性的要求。

　　主持人：在网络时代对中国的新闻教育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要求？新闻教育应该推出那样一些改变？

　　喻国明：其实作为一种教育本身有它的某种体系或者说它的某种规律和规范。这种规范和规律有的时候不是说要跟实事的变化之间紧紧的绑在一起，因为毕竟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有它自己内生的一种逻辑，因此常规教育有常规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在今天的状况之下，应该在常规教育之下有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探索、更多的接口来适应这个实践当中对人才培养的一种新的要求，创立出一些新的模式。

　　而这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两重的功能，一重的功能是适应实践队目前的要求本身，第二，也可以积累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规律、很多的规则，为常规教育的改良和改善提供非常丰厚的基础和素材性的东西。实际上两方面，一方面是可以有益于多种形式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以有益于对实践本身需要的提供，另外一方面改良和改善常规的新闻教育。

　　主持人：我们也不讳言，现在中国的很多新闻教育让许多报社觉得好象新闻单位跟实践中脱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跟像这种新闻单位对新闻培养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是不是导致我们人才培养联盟的这样一个初衷，您认为这样一个联盟它的意义在哪里？

　　喻国明：说到实践界对于现代新闻教育的不满意，实际上这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可能有多种方面的原因，为什么不满呢？其实过去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一个新闻单位去或者媒介的单位去，也需要有半年左右的适应期来进入到工作状态，这其实也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模式，因为学校进行的是通培教育，不可能针对具体岗位进行特别专门的，因为不是所谓的专门职业培训，而是一个传媒的通才教育，所以对一些具体岗位的要求需要有基于一个基础、需要一个基本的原理和学识，有一个适应过程。

　　其实过去都是这样的，过去我们的毕业生到新闻单位去都是用半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现在由于新闻单位本身、媒介单位本身市场化的压力也好或者说自己运作本身的节奏加快了，它对这样一个人在适应期的要求缩短了，因此它对于需要如此之长的适应觉得应该是一来就可以上手的，这也是实践单位对我们新闻教育提出的一种新的要求。

　　改善这种状况我觉得有两个，第一，每个新闻单位确实还有自己的一整套媒介的模块，至少要有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接受本媒介团队文化的适应期。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更多的针对性的岗位培训，我们把这种岗位培训理解为是模块话的，类似于新东方这种的对于具体岗位的一个技能技巧速成式的技能培训，我们也有基于毕业生的岗前培训，这样对于他迅速的熟悉情况有好处，这可能是我们在未来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当中可能会探索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因为这样的东西会经过比如说12天、15天这样的培训，做非线就会对非线的编辑非常的熟悉，对于做版面，会对版面的软件有一个熟悉，如果做报道的，对一些基本报道模块组织结构性的要求可以达到4分以上的把握性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模块化教育。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教育可能未必达到非常优秀的程度，但是对于适应工作可以达到良好的状态，我想这可能是缩短周期的岗前非常好的培训。

　　主持人：也是人才培养联盟的一个主要内容吧？

　　喻国明：这是其中的一个，所谓在职业培训，当然这样一个培训还可以有高级的层次，比如说就社长、总编辑这一层，部主任这一层，主管这一层等等，也就是说新兴人才培养是以事件为导向的，事件提出了哪些实践培养的要求，它在科研的基础之上，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虽然可能未必那么完全成熟和稳定，那么真正的操作性很强，就可以跟实践界互动当中既满足于实践本身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也能够丰厚我们人才教育基础性的培养经验和范例。

　　主持人：有一个现象，说大概从2005年开始有大批量的传统媒体的人才开始逐步的向互联网流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向会给传统的媒体，以及互联网的媒体，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喻国明：其实媒介人才之间的流动向来都是有的，但是中国受计划体制的影响，人才流动是比较受限制的。但是现在的这种，无论是用人制度方面的改变，还是市场方面的某些改进，所以人才流动开始多起来了，不但有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这样的人才流通，其实在传统媒体之间也有很多的人才流动，比如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现在的著名主持人、主编其实有很多是过去报纸过来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以前，因为都市类报纸人才流动本身就是快的，但是有一个全新的现象，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媒体以前好象做新闻出事的人很少？

　　喻国明：这可能跟新闻目前的主流化是有关系的，在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互联网的热潮，那时候主导力量的主要是对技术本身比较专长的那些人，所以那时候主要是互联网的打基础和技术扩张的这样一个过程，真正的影响生活必须在内容层面，在传播的主流层面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这方面传统媒介的人才、传统媒介的专业人士，他如何做内容，如何发挥媒介影响力，实际上是有它非常专长的地方，所以互联网要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成为影响社会最主流的媒介，吸收大量做内容的人才加盟，可能非常符合他的发展阶段性的要求。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在峰会上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都市报的前景，以及传统媒体跟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您觉得五年甚至十年之内报纸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喻国明：其实我们都不觉得说传统媒介会一步一步的死掉，因为实际上数字化技术本身并不是新兴媒介的一个专利，新技术无论传统媒介还新兴媒介都是可以采用的，只是说新媒介对新技术本身原生性关联的特性，使目前的新兴媒介本身更多的包含新技术的某种特征。但是实际上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也完全可以在它的传播形式、传播结构、传播内容方面更多的采用新技术，比如说像新兴的电子报纸，新兴的各种各样的移动增值服务，其实都是可以从传统媒介的这样一个现有的内容、现有的品牌基础上做更多的产品线的延伸，而这样的延伸本身不是对传统媒介本身影响力的消解，实际上是把它的影响力、把它的品牌有更多的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其实传统媒介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报纸自己的生命力、保持市场价值。

　　主持人：我们也确实注意到昨天很多老总在谈这个东西，打造传媒集团，局限于新闻介质的大家可能都记住这个口号了，您认为要想实现这个口号背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喻国明：背后最重要的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第一，观念的转变。因为我们毕竟做传统媒介的人目前还是传播市场上的主流，握有最好的资源，握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它的影响力目前还是最主流的。而新兴媒介虽然对传统媒介有压力，有它的分割，但是毕竟还是相对边缘化的，因此有相当多的传统媒介的人士对于这样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传媒业深刻的改造作用，本身还缺少足够的观念上的认识，所以实际上还有一些所谓的自我安慰、自恋这样的一种东西，他认为说这样一个东西不会产生现实的威胁，他觉得顺其自然可能会还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实际上传统媒介是他进行这种技术改造和盈利模式、发展模式、运营模式改造最良好的时期。

　　最近的一年多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改变和转型的时机问题，就是目前我们传统媒介事实上握有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市场份额、最大的市场影响力，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转型，要进行改造的时候，我们的资源是丰厚的，我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强的，我们的延伸能力也是被新媒介所认可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转型和改造，跟新媒介、新技术联手的时候我们的效果是好的，我们要吸取国企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延宕改革逮逮后来的激烈现象。你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了的时候，这时候再想转变已经没有要价能力了，你的资源已经失去了市场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想转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付出的代价要大的多得多。所以这时候正好是传统媒介进行新技术改造和转型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这种转型和改造不仅是内容模式上的，包括运营模式上的，运营规则上的，以及盈利模式方面，都需要有一些基于新的情况、基于新的技术可能性的一种新的思考。

　　我认为标示传统媒介和数字媒介之间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它的介质形态。一个内容是通过纸介的形式还是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并不妨碍它对于传统媒介性质的认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传统媒介是一个流程，是一种把关控制生产的流程，在这样一个生产流程当中获取资源的方式、把关的方式、制作的方式，实际上如果还是传统媒介的方式的话，它的介质平台表现出来的是纸介质和电子形式的，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其实并不妨碍它作用传统媒介，作用一个内容产品的价值。比如说传统媒介的价值我认为就以少搏多的商品价值，因为传统媒介的窗口是有限的，不像网络是海量的信息，有多少我可以容纳多少，只要服务器够就可以，但是传统媒介总是有版面的限制。所以总是以局部的认识帮助人们认识整体世界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建构，一种信息的建构，这是精髓所在。而网络媒体的特性就是兼容，它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去表达，可以去互动，可以看到更多的未必价值观、标准上整一化的表现。对你来说很过敏的东西对我来说未必过敏，这就是所谓的垃圾信息，这就是网络的强项。但是传统媒介更多的是对于经济型现实的把握。

　　主持人：其实很多报社都在谈这个口号，我想知道你觉得改革，就是这种转型会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吗，从他们作为一个长期来做报纸的人来讲，它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喻国明：我想这个东西就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会把这样一个转型困难归咎于制度安排不够开放，比如我想更多的跨媒介、去融资现在有很多的限制。

　　主持人：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里面的跨媒介的问题。

　　喻国明：比如报纸想办一个电视，报纸想要做一个视频的网站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其实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制度限制，但是作为一般的来说，作为传统媒介做一个新媒介的事情相对来说限制少一点，比如说在融资政策、融资方面目前还有一些政策比如对于融资、被融资的身份，以及媒介方所占的份额等等，这方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规定在我们看起来还是有可探讨、可商榷的余地的，因为毕竟传媒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资金、需要有更多的自由度。这是属于国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媒介体制变革方面所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需要国家来做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但作为媒介单位来说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分两类，一类是可以自我控制的事情，一类是自己难以控制的事情。比如这种制度安排的事情，不是自己想变就变的，这方面我们可以自己期待，但是我们更多把握的是自己如何在引领模式方面适应数字化新技术改造之后新的生态对我们的要求。要做一些尝试，而这种尝试本身，其实真正的物质代价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已有的人才素质结构的一种改变，对于目前这种工作重心的一种转型，这其实就是你精力的分配，以及对于新的人才，以及创意人才的要求本身需要一种转变。

　　主持人：管理架构。

　　喻国明：其实我觉得更大程度是观念性的，和工作战略这方面的调整，因为现在我们观察到有相当多的传统媒介它的工作重心仍然按照过去的发展去做简单的逻辑延长线，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延长线可能能够适应今天，甚至一定程度上适应明天，但是没有未来，未来会越走越狭窄，未来成本会越来越大。今天我们会着眼于新技术改造和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发展余地、更多的发展空间，当未来平台建立起来以后制度转型就可以容易得多。其实制度转型可以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我们的业务模式、生产模式、把关模式，这样一些东西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转型过来的。因为制度模式经过调研经过一定程序以后可以一天就宣布说政策允许这样做了，允许什么什么程度开放了，这个一夜之间就可以形成。但是即使形成我们没有相应的准备的话可能未必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主持人：非常感谢喻国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