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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委员在广州教育局遭遇“闭门羹”并以“报警”相威胁这件事，表现的无疑是公权力的傲慢和专横。这种傲慢和专横不一定都表现在说一不二的“一把手”身上，也常常表现在那些行使公权的普通人员身上。

　　所以，我这里要仿毛主席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提出一个当下亟待关注的话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人”。此处所谓“官人”，自然不是旧戏旧小说里尊称丈夫的那声“官人”，而是指吃官饭行使公权力的人。在读深圳市城管队员被当街扒裤的新闻时，我搜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是联合国主要的人权公约七项中我国已加入的五项之一)。该公约载明它约束的对象就是“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

　　为什么说当下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人”呢？我一不是特别抬举“官人”，希望他们为民作则；二非特指官家雇用的临时员工，认为他们的素质就一定比当局长处长的差。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是大大地进步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大大地觉醒了，平等、民主、法治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过去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无视公民的财产权，或者搞官贵民贱的特权，或者随意处置老百姓的诉求，是比较顺手的；如今却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我想，教育有两种，书本条文教育是一种，也不能说就足够了。比如本文上面提到的那个人权公约，不少执法人员恐怕还没有听说过，不知我国是何时加入的，更不知具体内容，否则就不会有深圳城管遭“扒裤”和对政协委员“上访”也以“报警”相威胁的事。

　　也不一定。有些“官人”是明知不对，“老子就这么干了，你又怎么样？”这就需要第二种教育，即生活实践的教育。驯服权力跟驯养鸷禽猛兽差不多，靠说教不行，靠的是培养“条件反射”能力式的训练:做得好就赏吃奖喝，做得不好就挨饿挨鞭。

　　换一个不失人类尊严的说法就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应当可以奖优汰劣、赏功惩过，将公仆的道德内化，以俾他们能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而不敢藐视他们的服务对象。(作者鄢烈山，原载于昨日《羊城晚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