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要追究，更要预防
如果将刑讯逼供得来的线索和所有证据全部不予采信，刑讯的动机将不再存在。这是最好的预防。
撰稿／汪 伟（记者）
7月26日，最高检察院公布了新修订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取代1999年9月开始试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 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说，1999年以来的《立案标准》中，部分条款过于笼统，不够具体，致使一些犯罪无法得到有效查处；司法实践中遇到大量具体问题，急需通过修订立案标准来加以解决。新修订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中，共规定220余项立案情形，比1999年的立案标准增加60余项。其中关于刑讯逼供的8种具体规定，尤其引人注目。
这8种规定，列举了刑讯逼供的多种情形。在此之前，《刑法》已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行为，但哪些审讯措施和手段构成“刑讯逼供”，却语焉不详。立案标准正是对此的明晰化。学界舆论认为，这与2004年以来多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曝光，以及最高检将防止刑讯逼供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不无关联。
学术界一般认为，刑讯逼供包括“肉刑”和“变相肉刑”。前者指直接施加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身体的审讯措施，如捆绑、吊悬、鞭笞、烙烫、非法使用刑具等；后者指折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使其肉体和精神遭受痛苦的方法手段，如冻、饿、烤、晒、罚站、不准睡觉、车轮战等等。
在中国司法实务中，因为《刑法》等相关法律的相关规定模糊，司法机关也很少将变相肉刑作为刑讯逼供行为论罪，无疑使刑讯逼供问题久拖难决，遂成中国司法的老大难问题。
新立案标准中列举了“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和“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等以刑讯逼供犯罪论的情形，虽然不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与法学界对刑讯逼供的理论解释，已经相去不远，也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精神和内容逐渐接轨，因此受到了刑法学界和刑诉法学界的普遍欢迎。
“解释和细化《刑法》，是最高检的职权和任务之一，这个立案标准的设立，无疑有利于下级检察院操作。”复旦大学法学教授谢佑平说。
“看到立案标准的第一感觉，最高检对我国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需要更严厉的法律治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说，“立法具体化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犯罪的追究。”
王敏远亦表示，通观8种关于刑讯逼供犯罪的规定，把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和行为后果全部包括在内，在逻辑上缺乏必要的区分。“应该明确，刑讯逼供是一种行为犯罪，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应加以追究。”王敏远说。
1990年代中期以来，王敏远在研究被告人权利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刑讯逼供的两个基本角度：动机和预防。
“审讯人员为什么要刑讯逼供？须知，刑讯逼供也是苦活，除非虐待狂，没有人喜欢做。刑讯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口供和破案的线索。”王敏远说，现代刑事诉讼对物证的重视大大超过对口供的重视，因此获取破案线索是刑讯的最大动机。
“《刑法》虽不采信刑讯得到的言词证据，却没有排除通过刑讯找到的线索和物证。”王敏远说，如果将刑讯逼供得来的线索和所有证据一并排除，刑讯的动机将不再存在。而这是也是最好的预防。
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诸多预防刑讯的方案，包括一些正在试点的项目，最常见的包括全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提高警察素质等等。
相比于现有立案标准提出的事后追究机制，王敏远说“预防刑讯的法律建设，更应该提前出台。”检方有证明自己没有刑讯的责任，一旦不能证明，所有证据不予采信，诉讼应退回有异议的证据出现之前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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