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宁8月7日电（记者刘水玉　徐壮志）自从湘江之战负伤掉队，江西籍的刘八连便改名毛八连，留在了广西兴安县湘江边上，至今已72载。

　　“死的人那个多啊，满江都是。”从当年19岁的红军战士到今天91岁的老农，提起那场血战，老人还心有余悸。

　　这一战后，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血战湘江，与后来的西路军蒙难和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长征专家指出，湘江之战，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遵义会议的曙光即将到来。

　　血洒湘江，本可避免的悲剧

　　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军，一路打打走走，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时，已成疲惫之师。

　　这时，中央红军的长征已经40多天。

　　“长长的队伍望也望不到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连走到哪儿都不清楚。”

　　回忆长征最初的岁月，毛八连老人一脸茫然。当初，他并不知道，这样的行军还有多久，仗还要打多少，更不会想到，他正在接近的，竟是自己长征的终点——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中央红军的突围意图，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凭借湘江天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总数25个师超过30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了一个绝杀之阵。

　　“光我们兴安境内几十里的湘江地段，就盖了140多个碉堡。”居住在湘江边脚山铺的王寅修老人回忆说。

　　本来，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应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利用湘南守敌比较薄弱，而我党在这个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条件，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力争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地位。

　　就像他之前提出过的所有正确建议一样，这条建议毫无例外地被掌握着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了。

　　大军依然按着原定路线一步步向前推进。

　　“即使如此，红军也并不是毫无机会。”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由于国民党各部队间貌合神离，担心红军夺取桂林的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曾一度令其主力由湘江边的全州、兴安一线退至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红军。11月22日下午，广西全州至兴安之间60公里的湘江防线几乎已无敌人。

　　湘江天险的大门向红军敞开了。但红军并没有马上抓住这一机会。

　　“直到11月27日，我们才从界首渡过湘江。一过江，就与广西军阀夏威的部队遭遇了。”当时的红2师4团红军战士唐进新，就是第一批渡过湘江的红军之一。

　　一场遭遇战，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唐进新和战友们还没来得及感受初战胜利的喜悦，新的命令又来了：连夜赶赴30公里外的脚山铺，和5团共同阻击向南攻击的敌人，掩护主力通过湘江。

　　“那天很冷，满地是霜。”72年的沧桑岁月，并没有抹去唐进新对那一天的刻骨回忆，“我们顺着桂黄公路赶到脚山铺，发现5团已在公路以东占领阵地，于是，我们迅速占领公路两侧的阵地。”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亲自来到了阵地，反复叮嘱4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

　　“天一亮，敌人的飞机、大炮就把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一片黑乎乎的敌人向山坡冲来，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唐进新记得，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在唐进新他们最初渡江的界首至他们目前正在固守的脚山铺之间长达30公里的湘江上，有4处浅滩可以徒涉。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4团夺取界首渡口时，军委纵队到最近的渡江点仅80多公里，如轻装疾行，一天即可到达。然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所有“坛坛罐罐”的军委纵队，竟整整走了4天多。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组织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行进速度。”徐占权说，“有时红军的两个军团挤到了一处狭窄的口子上，难以迅速通过；有时为接应另一支部队，往往又派一支部队走回头路；有的部队不走捷径而是绕道而行；而连印钞机之类的设备都全部携行的‘搬家式’的行动，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进速度……”

　　稍纵即逝的战机，就这样延误了。

　　专家点评：

　　《世界军事》杂志执行总编辑陈虎：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称作“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朱德之所以仅凭几千人的队伍，就在赣南打出一片红色根据地，靠的就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然而，这些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战略战术，在长征最初的日子里一直未被采纳，红军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血洒湘江，生命创造了奇迹

　　流水潺潺的湘江，成了关乎中央红军命运的绝地。

　　“整整一天，我们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伤亡很大。”91岁的唐进新说，参加红军以来，他从没见过像那天那么密集的炮击。

　　激战到30日，红1师1团赶来增援。

　　“我们连打了几天仗，又星夜赶来，有的人站在阵地上就睡着了。”刘惟治老人，当时是红1团青年训练班的战士。

　　没有时间构筑阵地，刘惟治和战友们仓促投入战斗。“敌人排成方队冲锋，倒下一排，后面的接着冲，像是不怕死一样！”

　　鲜血，染红了一个又一个山头。敌人的迂回部队甚至一度端着刺刀冲到了红1军团的指挥部门口。

　　战至下午，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

　　“前沿的几个山头因为阵地上的人全部阵亡，被敌人占领了。”一直在阵地上传达命令的唐进新看到，连团政委杨成武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膝，“幸好被六连连长黄霖带人冒死抢了出来。”

　　激战中，红5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让蜂拥而来的敌人活捉，他掏出枪给自己补了一枪……

　　光华铺——湘江之战的另一处主阵地，彭德怀指挥着3军团进行着同样的血战。

　　曾在光华铺坚守了3天的张震将军回忆，仅10团一个团，就挡住了敌人1个师又1个团的兵力。战斗最激烈的30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也牺牲了……

　　“湘江战役后，我们1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30多人。”91岁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

　　红军将士以惊人的牺牲精神，以一当十，奇迹般地保护了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徐占权说，当时，投入战争的红军和国民党部队接近50万人，敌我兵力之比为5：1。

　　专家点评：

　　《世界军事》杂志执行总编辑陈虎：导致红军在湘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明知敌人布下了口袋还往里面钻；二是面对危急军情仍抱着“坛坛罐罐”缓慢前进；三是主力红军到达湘江时，又坚持分兵抵御的错误战法，致使各路红军陷入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

　　血洒湘江，引发了长征将士们的反思

　　“红星纵队”接近湘江，“红星纵队”开始渡江，“红星纵队”正在渡江……不断传到阵地上的战报，提醒着红军指战员继续战斗。

　　“红星纵队”，是中央领导所在的军委野战纵队。

　　12月1日，战斗进入关键阶段。红军12个师中，只有4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西岸的8个师，随时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凌晨3点左右，一条命令传到了阵地上。”今年90岁的刘惟治还记得命令中那几句话：“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

　　这一天留给刘惟治的记忆，是一次又一次异常残酷的白刃战。

　　惊心动魄的场景，同样发生在刘八连渡江的凤凰嘴渡口。在过江前的一次战斗中，刘八连不幸被弹片击断右肋。“我不想掉队，自己慢慢地走到了江边。”

　　在江边，刘八连看到了一幕空前惨烈的场景：“几十架飞机不停地轰炸，炸完了就飞得低低的，用机枪扫射。两岸和江中密密的全是人。”

　　忍着剧痛的刘八连捂着伤口，幸运地走到了江对岸。

　　倒在岸边的刘八连被当地群众救起，从此改名毛八连，留在当地为农。至今，老人未回过江西赣县的老家。

　　太多的红军没有刘八连那么好的运气。

　　掩护主力的5军团34师、3军团18团被敌人阻断在了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红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师长最后的选择是，从伤口处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我们炸毁浮桥时，还有不少掉队的人陆续赶来江边。”原3军团工兵连老红军方国安最难忘的，就是炸毁浮桥那一幕。

　　坚守在浮桥边的方国安，一直等到敌人的炮火已打到湘江西岸时，才下达了炸桥的命令。提到炸桥，93岁的老将军泪流满面：“对岸的战友在大声叫，我们的战士哭着不肯引爆。”

　　“主力走后，反动民团一家一家地搜掉队的红军。”毛八连回忆说，“不知道有多少战友就这样被杀害了。”

　　“那次仗打完后，我们老百姓都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曾在战斗中为红军送饭送水的王寅修，目睹了战斗的惨烈进程，“我们趁着敌人忙着追红军，把在公路边牺牲的易荡平政委的遗体给埋了。”

　　湘江之战，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徐占权研究员说，战后，红军士气低落。面对一批批倒在征程上的战友，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一个半月后，他们的呼唤变成了现实——随着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掌红军指挥权，中国革命迎来了它关键性的转折点。

　　专家点评：

　　《世界军事》杂志执行总编辑陈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党和红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湘江之战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一切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最终都要付出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