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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超级女声可以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文化政治“事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具有重要策略优越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以一种酷儿理论――尤其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的视角,试图解答被称作“李宇春困扰”的理论难题的真正内涵,从而证明李宇春以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为特征的身体“表演”是使其成为一个“可能的”酷儿的主要动因,也暗示出“李宇春困扰”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含蓄地完成以“平等”为核心的激进政治计划的重要潜力。
关键词:
“李宇春困扰” ;后现代主义 ;“表演”
“超级女声,想唱就唱”,这是当今中国文化界和娱乐圈里能够“唱得响亮”的关键词;超级女声作为一档模仿风靡全球的歌唱类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现代媒体的“鼓吹”下形成的影响、产生的各种猜测早就超越其本来的用意,各种释读超级女声事件的视角也随之泛滥――从节目形态、品牌策划与传播学研究,到叙事学研究;从民主政治主张到女性主义论争,每种解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超级女声事件的意义,其中不免有一些可疑的、试图“包打天下”的理论幽灵的魅影;唯有“性别政治”的言说以人的“身体”[1]为理论契机对人的当下生命状态最为关心,它们为被视为“弱者”的“女性”忿忿不平,却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核心的难题:李宇春借以夺冠的身体与表演为何也是引起反对者们最多责难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她预示了一种新女性。
李宇春的出现乃至胜出使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大为光火:怎么这种形象的女人也能在女人堆里逍遥?“从本质上说,超女不是一个有关歌唱的比赛,它比的是综合魅力和人气。”(吴飞,2006:414)在此,男性观众指责的是李宇春的“身体”[2],它与性、言语和行为直接相关。正是这个身体让李宇春获得了广大女性的支持。这是一次审美事件,更是政治事件。当今中国女性凭靠掌握的大量实际权力(社会职位、家庭地位、经济来源及伴随而来的话语权)和热情“选举”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审美品质的偶像并非难事,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宇春身体的公开展示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应该得到怎样的理解?“李宇春困扰”是一种“身份困扰”,“语言造成的性的分别的过程,正是身体权力的主要工具”,(安吉拉?默克罗比,田晓菲,2001)正如瑞纳?密兹特瑞(ReenaMistry)在《麦当娜与性别困扰》(MadonnaandGenderTrouble)中指出的:麦当娜展示身体与性的行为被当成一种多变的身份建构的实践。(1998)由于跟美国语境的差异以及和麦当娜行为模式的不同,李宇春的“言”与“演”具有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之特征;与此不同,麦当娜目前主要遭遇两点指责,其一是她的举动往往被看成迎合而不是解构了观众对女性的性消费心理,其二是她的“变化的形象更被看成是消费者-利益驱动的”。(ReenaMistry,1998)“李宇春困扰”涉及“身体”,而对“身体”最感兴趣的当属后现代理论,它们在所有层面上高扬了“身体”的价值,让它不再被认为是堕落的和下流的,
“李宇春表明了女性、酷儿身份的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重要转折。这种事实让中国同性恋事业不断开启。她显示出变更中国传统女性定义的迹象,她的广大支持者也同样置疑那些强加给中国女性的传统价值和角色”,(MalindaLo,2006)即使李宇春从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者酷儿。“李宇春困扰”就源自李宇春那“不可归类的”的“身体”。“酷儿”是英语Queer(原意为“怪异”)的港台音译词,后来被性激进派反讽地借用来概括自己的理论。虽然看起来李宇春没有女性主义倾向,但她的“我就想坚持我自己”(李宇春,王小峰,2005)的“表演”已经在事实上起到“以言行事”的作用,那就是她让女人欢喜、让男人忧的“怪异”(Queer)。
“李宇春困扰”的核心问题聚焦在她的“身体”以及由此衍生的“言”与“演”;在舞台上,李宇春的“言”与“演”具有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的特征。2005年,来自四川省21岁来的冠军李宇春靠着自己男孩子式的外貌、男性化的舞台表演和大胆的个性赢得了广大女孩们的芳心,这也是她遭到其他人非议最多的地方。她的确承认过自己是个“假小子”,她的外貌和举止表明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李宇春“自我”的“身体”在两个方面体现重要意义,一方面是自己随心所欲的“言”和“演”;另一方面呈现在“看”她的人的眼中。这一切都被记者记录下来。在那些“玉米”眼里,李宇春是这样的人:干净、美好、温柔、帅气、风度翩翩、真诚、妩媚……(王小峰,2005b)这一切形成一股合力,推动李宇春的表演事件成为不是“成名15分钟”的问题,而是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政治意义。
媒体中最有意思的倾向是将传统和非传统的性别形象同时糅合在一个角色中。纵观历史,有许多人都不按自己的原有性别的着装方式和行为方式生活,比如法国小说家乔治?桑。(朱丽亚?伍德,徐俊,2005)但不断有人把李宇春和姚明、韩国明星李秉宪相提并论,一个女孩子长得像男人,这应该不是一种恭维。攻击她的消瘦身材,“平胸”。这是个不太符合传统男性审美的女孩子,(孟静,2005b)而当今中国男性青睐的女孩最好能“既做处女又做荡妇”。(朱丽亚?伍德,徐俊,2005)尽管“性别平等”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两个方面,既呈现了女性(男性)的多元的社会角色,也描述了女性如何积极的寻求个人发展。(卜卫,荒林,2000)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于把女人视为纯粹的肉体,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3]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她他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所以,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波伏娃,陶铁柱,2004)中国摇滚教父崔健认为,李宇春的出现是一道闪电。超级女声中那些矫揉造作、“歌厅味”十足、或者想方设法或者下意识地去满足男性对女人的性想象的女孩就由压迫性的社会文化所造就。著名女导演王海鸰指出:李宇春的嘴形非常美,微微上翘。唯一的缺点是不够饱满,可是骨感非常适合她,这是顺其自然的选择。唐朝美人不过如此。大海上明月升起,美丽而忧伤,李宇春似乎属于这一种。李宇春(的美)让人感到绝望。在化装师眼中,李宇春的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她唇红齿白,身材苗条。的确,舞台上的李宇春显得既坚强又易碎,纯洁而腼腆,面对复杂的娱乐圈,李宇春所拥有的这种气质是非常脆弱的。(孟静,2005b)
这里的问题是,指责李宇春不符合女孩子的审美特征是正当的吗?在朱迪斯?巴特勒的眼中,回答是否定的。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复的表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主体身份赖以建构的那些项目和条件是极不稳定的。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一种形成中的语言结构。主体身份不是给定的,并且因为主体总是卷入无尽的生成过程中,所以完全可能以颠覆现存权力结构的不同方式去重新僭取或重复主体身份。主体的性别身份是制度、话语、实践的结果。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是意义模糊的,在不同语境中进行语义的表演。主体在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不断的重复建构成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在性别身份背后并没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主体总是被不断保持这种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主体的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都是表演性建构的产物。不存在先于其文化铭刻的“自然的身体”。生理性别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物学特征,而是一种社会性别话语的建构。不可能有不是社会存在的存在。只能用话语来理解这种物质性的身体。性别话语并不描述先前的物质性,而是产生和规范身体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严泽群,2004)
除了既有偏见之外,没有任何指责李宇春不符合女孩子的审美特征的正当理由。毋宁说有一种反-传统美学的效果,(阿多诺,王柯平,1998)李宇春的“美”不再“美化”女性的传统形象,因为“丰满性感”的女性身体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完全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在这个不断复制“丰满性感”的表演中,一个个“丰满性感”的女性身体诞生了。任何没有迎合男人性心理的表演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而李宇春的素面朝天、裤子和短袖装扮和事实上的消瘦身材与“平胸”简直是革命分子的异端行为。尽管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女同性恋,但李宇春的身份也是对同性恋文化的有力解构,因为她一再重申“我就想坚持我自己”。
李宇春的“言”和“演”是对“坚持”的最佳注脚。
以最让“玉米”们神魂颠倒的经典老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为例,李宇春的舞台诠释让所有的矫饰灰飞烟灭、所有的梦想欢呼雀跃。这首歌的歌词[4]非常简单,旋律也不复杂,所以对平庸的歌手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因为很难唱出自己的“色彩”。虽然没有凤飞飞等人的嗓音性感妩媚,李宇春却浑厚合宜;李宇春的“扭动”是最令人震惊的,它所制造的舞台轰动力清晰可见。在唱这首歌时,一般来说她的身姿有个特点:头颈、上身和持microphone的右手保持稳定的“三角形”,左手与双脚配合起来合着具有桑巴曲风的音乐多方位扭动辗转,舞台闪烁的灯光不时撞击着台下观众本来就沸腾的心灵;伴随着流动乐曲的大转弯,那个稳定的“三角形”被顺理成章地破坏了,持microphone的右手迅速跟随左手、与双脚的踢踏跳跃起来,台下观众的心彻底地被驯服了,就在这个时候,台下观众“听”李宇春的“歌唱”完全被“看”她的“表演”所蕴涵,也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李宇春则全身心地投入沉浸在音乐里自己的动作中,更在台下观众的眼神里尽情扭动,“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又是一个乐曲的大转弯,那个稳定的“三角形”瞬间恢复又瞬间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摊开双臂,展开双脚,她用达文西的科学人体解构姿态拥抱全世界。在心灵脆弱的一刹那,也就是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候产生的“真空”状态,在李宇春的动人呢喃细语中凝固成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听”与“纯粹看”的境界,当然,还有“纯粹”的“喜悦”:感动,不止是千万“玉米”们。李宇春说:“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真的很酷,而且也很温柔。”5同样具有意味的是,在超级女声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南京,最后谢幕,粉丝们感动得都落泪了。李宇春招手的同时,又做了一个流泪的手势,然后轻轻摇了摇头――别哭!这是“温柔”的注解。
回到过去,李宇春在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赛区50进20淘汰赛说:“现在有没有名并不重要,只是把音乐当成一种信仰,唱好歌,让中国人知道有这么一种声音就够了。可能更喜欢的生活状态是梦想的那样。”(王小峰,2005a)此时,她对夺冠还没有任何把握,但她的话具有明显的自我倾向。面对网络上言语和图像形式的恶意攻击,冠军李宇春仍然选择了自我的表达方式:“爱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嘴又没长在我身上,怎么说跟我也没太大关系,除了唱歌,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快乐。我就坚持我自己,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王小峰,2005b)“其实我心态上一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希望把我喜欢的音乐带给大家,这就够了。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唱好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就足够了。只是环境上的变化。我觉得拖得挺疲惫的,但是一唱歌就好了。我性格像男孩子,不会斤斤计较。毕竟以前自由惯了。有理想但并没有太高奢望。以后我就像做我自己,我喜欢独特的东西,喜欢有自己的个性。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把更新的东西带给大家。我就想坚持我自己。”(王小峰,2005c)一贯的言语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方式,它不断建构李宇春的独特的身体――“我”的声音、性格像男孩子;同时建构李宇春身体的还有她的“演”。
李宇春的“演”不是造作的“做秀”(Show),而是具有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特征的“表演”(Performance),尤其是在仅仅属于她的舞台(Stage)上。简洁的化装、骨感的外形、娇好的皮肤、单眼皮、纯净的眼神;宽厚的声线、低沉的嗓音、桑巴的舞姿加上极富鼓动性的现场表现力让“玉米”们倾倒,人们最为感叹的是:舞台上的李宇春的桑巴舞姿是这样的自如自在,闪烁的照灯和弥漫的舞台创造了梦的自由境界。网名为“彪悍老玉米”的“玉米”在2005超级女声落下帷幕时充满感情地说:心里面空落落的,像小时候丢了唯一的一件玩具,又不知道去哪找,不知道跟谁说,心里觉得有点委屈。(马戎戎,2005:41)电影导演陆川认为,李宇春“仗义、不俗、清新、‘不装孙子’,她就像一棵绿色植物,爱谁谁的长着。”(孟静,2005a)李宇春有一种超越性别的东西。她的适应能力很强,因为她纯粹。李宇春则走在了中间。她有一种宜男宜女的气质,仿佛《刀马旦》中的林青霞。(李承鹏,孟静,2005b)的确,那种“超越性别的东西”就是李宇春的身体和身体的表演。一个普通的“玉米”张家怡说,“宇春是那种你看她3秒钟脸就会红,不知道为什么,根本不够看她的眼睛,她常给大家的是真实的一面,她对人很亲切,她的舞台表现太棒了,我们都被她迷倒了。”(王小峰,2005d)三联生活周刊全程关注超级女声和李宇春的主笔王小峰评论道:李宇春身上具有一种传统和反传统的双重魅力。对于公众来说,今天需要的已不是那种真正完美的偶像,而是有气质又略带一点自己企及不到的危险感的偶像,乖且另类,这是当今人们的审美趋向,让人措手不及。(2005e)让李宇春夺冠的“3528308票”是个很有说服力的经验数据。李宇春的“表演”成功的建构了那个被叫做“春春”的身体,是一个真实、纯真的民选偶像的身体。从学理上讲,李宇春言说和表演“我就想坚持我自己”无疑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在巴特勒看来,声明我是什么人,就是提出了一种对这个“我”的暂时的全称描述。而李宇春宣称“坚持”则蕴涵了不断重复的表演意向,而不是做简单的“是”的判断。说主体在“扮演”某人,并不是说主体不是“真的”,而是说主体如何扮演、在哪里扮演某人,正是那个“存在”得以被建立、被构成、被交流、被肯定的方式。如果那个“我”仅仅是通过某种对自身的重复而获得的身份的外表,那么我总是要不断的被维持这种身份本身的实践所取代。一切都是行为,一切都是表演,关键看你自己如何表演出真的自己。李宇春的“表演”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身体的这项历史使命。
无论如何,李宇春具有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特征的舞台表演的意义具有和“时装表演”同等的深刻意义――我的“身体”和“表演”确证我的最终价值。在刘小枫看来,身体的优位性是生活观念史上的重大转折:身体成为享用性的在世者,不再是在世的负担,而是唯一值得赞美的在者。(刘小枫,孟岗,2004)同样,“玉米”的身体在舞台下直观舞台上李宇春的身体,在这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身体永远的自在。在酷儿理论与现象学的合作中,“身体”的价值就这样由李宇春的“表演”再次确证。李宇春具有高雅的含蓄和纯净的真诚特征的“言”和“演”在不经意之中把自己建构成了一个“可能的”(Possible)酷儿。这种“可能的”,标识了李宇春并没有自诩为酷儿的事实,也暗示出“李宇春困扰”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含蓄的完成激进政治计划的潜力。对此,中国的保守主义和启蒙学者对此不会报以掌声,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拥有太多的革命激情、缺少应有的超越情怀或者自由理性意识。“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因为不论男人性还是女人性,最终不过是‘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这就否定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西美尔,顾仁明,2000)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是悲剧的存在物,不论是追求自由还是平等、“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身体在世基设的价值还不是一个定论。注释:1身体的外表和行为不能仅仅通过生物学的因素进行解释。米德认为:身体具有生物学的和文化、社会的两重性;马赛尔?莫斯提出“身体技术”的概念来描述人们在不同社会学习使用自己身体的各种方式;艾里斯?马里恩?扬的理论表明,在对女性身体的塑造中,权力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进来;福柯探讨了在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历史中,无处不在、散布在社会之中的“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每个人都参与进权力的话语体系,在其中被规训或行使着规训的力量,同时,规则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对身体的规训过程就是通过关于身体的话语塑造相应的身体行为。参见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P207-P208,P363-P367.
[2]李宇春的“中性化”服饰固然也受到了男性的指责,但服饰依然依附于“身体”,朱迪斯?巴特勒论述的属于服饰范畴的反抗策略――男女混装――仍然是依附于“身体表演”的。
[3]波伏娃在这里提到的“时装”仅指迎合男性欲望的日常流行时尚着装,它不具有“时装表演”那么纯粹的现象学意义,即没有赋予身体以在世基设的价值;也没有“男女混装”的政治反叛内涵。[4]《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歌词: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52005年超级女声四川决选赛中,作为03号参赛选手的李宇春在唱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后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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