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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雷声摄
帮别人，也是做人的一种品格。
科研这东西，从来没有百分之百。
人物小传：戴维浩，52岁，福建古田人，古田县兴华真菌研究所所长，人称“银耳王”，擅长食用菌栽培与加工。曾荣获全国食用菌行业先进生产者，省农村青年实用技术培训先进个人等称号。
他的一项创造性发明，使食用菌生产成本降低了30％，工效提高50％，产量提高30％，带来食用菌产业的革命；他研究过100多项有关食用菌行业项目，拥有18项科研成果……然而，在这个食用菌“大腕”眼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强
记者：有人叫你“银耳王”，也有人叫你食用菌“大腕”，你怎么看这些称谓？
戴维浩：我没什么了不起，我从来就是一个农民，做了一个农民该做的事，只不过别人种地养蚕，我搞了食用菌栽培。
记者：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戴维浩：从小时起就有个习惯，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强。高中毕业后，先是到河边抓了一阵子鱼，后来跟我哥学习栽培食用菌。边栽就边琢磨，怎么样才能比别人栽培得多、栽培得好，反正要超过别人。
记者：琢磨的效果怎样？
戴维浩：有效果，我在全国首创的“袋栽银耳”生产技术，挺受农民欢迎的。当时银耳一般采用瓶装栽培，这样做不光成本高，而且效益低、污染率高。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袋栽的形式改良一下。我用瓶装的培养基，按袋栽的模式栽培银耳试了试，结果还真获得成功。当时（1978年）一共卖了50多元，那可是高价了！
科研要舍得花时间和精力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创办民营研究所？
戴维浩：办研究所主要是研发的需要，否则个人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项目很困难。有些食用菌研究投资很大，需要科技部门的经费支持。古田的民营研究所很多，全县大概有20多个，在全国也罕见。
记者：申请来的科研经费能给你多大的支持？
戴维浩：县里批的项目大概有个1万—3万元经费，市里的大概有3万—5万元，省里的10万—100万元不等。这些年来，我大概申请到了十几个研究项目，主要是菌种品种的引进栽培领域，资金总额约有几十万元。
记者：自办研究所搞科研，一定很不容易吧！
戴维浩：科研资金，自筹的占大头，累计已经投了200多万元进去。在生产设备方面投入最多，但很多投入都打了水漂。比如红菇纯苗丝与板栗树进行共生感染试验就失败了，前后搭进去2万元。还有工厂化栽培杏鲍菇项目，前后投了100万元，最后只收回来30多万元，赔得很惨。这样的事情常有，基本是投资的一半有可能会失败。
记者：面对失败，你怎么应对？
戴维浩：只能自己扛着。科研这东西，从来没有百分之百。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但我们不是国办研究机构，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科研这条路走得很艰辛。
记者：研发这活儿，是不是挺耗时间和精力？
戴维浩：的确如此。干科研就得舍得花时间和精力。因为，技术上的改进往往是细微的。为了控制栽培室里的温度，我率先买了空调；后来经常停电，影响空调运转，我又率先买来发电机；给墙面上贴层泡沫使室温均匀，架子板改透气竹片改善通风，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虽然不大，但却足以影响菌种的品质。在这些细小的方面，我花的功夫比较多。
记者：你现在拥有多少个品种？
戴维浩：现在我们有30多个品种，在全国最多。古田60％的农民从事食用菌行业，但制菌种的只有100多户，我可能算第一了。在应用上，我这个所主要在白木耳、球盖菇、猴头菇、杏鲍菇等品种上全国领先。
帮别人，也是做人的一种品格
记者：不少人说你热心肠，遇到难题，你不光会在电话中详尽说明，还会赶到菇棚现场指导。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
戴维浩：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毕竟学过一些技术，老百姓来请教，那是他们信任我，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帮助使他们提高效益，脱贫致富，我心里挺高兴的。
记者：作为民营研究所所长，你对栽培技术不留几手？不怕别人跟你抢市场？
戴维浩：成果一般都是开放式的，向社会公开。像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办了十几期白木耳栽培的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我也不怕竞争，因为市场很大。实际上，帮别人也是做人的一种品格。你帮人家，人家会记得你，你有困难他们也会帮你。我们的培训不仅不赚钱，还往里倒贴钱。比如有的学员家庭困难，临走时赊欠一点菌种回去，我也不好意思不给；有的甚至没有路费回家，我也会借他一点。目前，前后各类赊账已超过30万元。
记者：农民从你这里得到多大的好处？
戴维浩：农民愿意接受的是投资少、技术和原材料要求不高、见效快的技术，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我已经帮助1200多户贫困农民脱了贫，我所在的吉巷乡永安村每年食用菌产值都在2000万元左右，全村人均收入达到4100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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