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了长达10多年的繁荣后，到90年代，却遭受了长达10多年的萧条，到今天还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日本5大电子工业公司东芝、日本电气（NEC）、日立、富士通、三菱同时陷入危机；创造了日本奇迹的汽车工业风雨飘摇。长期繁荣，可谓之奇迹；长期萧条，可谓之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

　　稍微留神就可以看出，促成日本经济奇迹的核心技术，都属于机械技术。但是此后不久就经历了机械技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中间环节数字技术的断裂——正是在这个断裂上，日本没有跳过去。

　　日本对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最初开发HDTV时，日本企业也曾采取过不同的技术标准。1986年，按照通产省和国家广播公司规定的技术路线，日本开发出了基于模拟技术的高清晰度电视（HDTV），并在1991年开始试播。然而，正当日本为自己的领先喝彩时，美国一家公司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开发数字式HDTV的计划，1993年，另一家美国公司开发出了数字压缩和解压技术，使得在单个频道中可以传输多达10套的电视节目。这样，美国一举就超越了日本的领先地位，使日本在模拟式HDTV方面整整20年的投资毁于一旦！到1996年，美国批准了数字式HDTV行业标准，全面占领了世界市场。由此，美国全面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并享受了长达10多年的繁荣，而日本因此陷入了10多年的萧条。

　　面对数字化鸿沟，日本企业为什么没有跳过去？日本为什么不能产生一个比尔·盖茨？宏观背景归咎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发展纲要之类的行政指导。在工业社会，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行政指导确实有优势。但当面对创新课题、面对风险、探索未来时，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而且，政府是按照熟悉的路线行走的，它追求保险而不是风险，在创新和冒险活动方面，它也并不占优势。微观层面，日本的企业组织形式（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内部工会等功能等级制）和企业文化，是创造日本奇迹的功臣。但正是这些习惯了的东西，不适应数字化时代分散决策、分权授权、以人为本的要求。在日本，正是繁荣导致了萧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往往认为这不好。但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旧经济到新经济转型的今天，对这一点也需要有新的理解。什么是浙江模式？通常认为，是基于民营经济、草根经济的发达。但它是怎样发达起来的？通常又认为，是因为民营经济、草根经济全面进军的结果。我认为这恐怕不完全对。按一个浙江人的说法，浙江之所以发达有赖于浙江模式，但浙江模式的精髓是什么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政策下来了，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与官方政策，就有了一个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相互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既不是民营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赢了，也不是官方政策赢了，而是磨合出了一个适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的“非驴非马”的经验、做法、“机制”，最后是，浙江赢了！

　　不久前，原籍浙江余姚、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的郑永年博士，回浙江考察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撰文称，浙江模式值得深思。值得深思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浙江的经济发展主动力来自本土和内部，是内生型发展，而不是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渤海湾来自外资、外部；二是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他还特别提到，在浙江，国企、民企是共同繁荣，而不是“国退民进”等等。这个评论有眼光，对理解浙江模式很有启发。

　　我们的企业家已经习惯了“我正确”、“领导正确”、“政府正确”。然而什么是“正确”？不是在磨合之前，而是在磨合之中、磨合之后。而且，通过磨合，不只是你正确、我也正确，而且是双方更正确。市场经济充满风险。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在思维方式上，市场经济就是要把风险分散到每一个人，包括草根经济的每一个法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试，直到最后，如果一个人试出了正确的道路，例如浙江模式，那么，通过它，我们就趟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发散思维的过程。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今天，企业经营、决策等等方面的发散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