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战略转移到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遭受严重损失，人数从最初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余人。中央红军为何在长征初期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

　　“决策犹豫，准备不足，出动仓促，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认为，虽然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几个月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对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却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战士传达。

　　因此，当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部队思想上的混乱。而新建的军团还没有进行整训，许多新兵甚至没有进行必要的训练，也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曾建议开展运动战寻机歼敌，改变被动局面，却被“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拒绝。徐占权指出，消极避战、一味西逃，是导致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时遭受重大损失的另一原因。

　　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本有机会乘敌人貌合神离、兵力尚未集结的有利时机，歼敌一部，或迅速乘虚渡过湘江。遗憾的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李德仍机械地按原定路线行进，耽误了一次次有利战机。

　　徐占权说，在长征初期，红军采取了主力部队在左、右和后面护卫，军委纵队居中的“甬道”式的部署。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营具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时队伍前后长达百余里，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中央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惨重的损失唤醒了红军，唤醒了党。”徐占权说，湘江之战后，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开始反思“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危害。经过一系列的争论，最终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终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握红军的指挥权，长征的新局面开始了。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