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春/文

　　19世纪晚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破壳而出之时，其重要的缔造者顾拜旦，内心满盛工业革命投下的长长影子——那场蓬勃的第一次全球化经济活动，在很短时间内重塑了多个大城市的面貌，决定了多个大国或强盛或衰落的命运。　　

　　毫不奇怪，顾拜旦由此将奥运五环的内涵，更多同科学、理性、进步和追求完美联系起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电视和商业的力量，在数十年内，将奥运五环的内在“权力”，推升为“全球化超级运动”，其生发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早已大大突破了顾拜旦先前设定的理性叙事模式。

　　在8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的多位专家和商界人士看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则是一个奥运历史上突破僵硬、释放个体的转折点：财政危机逼使当时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寻找和挖掘出尤伯罗斯这样的商业天才。其强大的议价能力，加上动用大量闻所未闻的市场化手段，创造了至今仍被不少研究者视为“经典”的一届奥运会。其中，1.45亿美元的破纪录盈余，和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更让人记忆深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性消费主义和互联网的相互作用，加速了这种“抹平”趋势，并重新定义着奥运会的主诉求。工业革命过程中逐渐积淀的区域、国家、社会内部之间明显的“落差”，从商业和文化两个主要维度，被不断瓦解。

　　但这种非政治化和全球商业的“抹平”作用，又使得1984年之后的多届奥运会想要传达的声音骤然多元和混杂。联系到这个庞大的运动会，大都融合了主办城市或所在地区的庞大经济、社会再造工程，许多时候甚至包含了整个国家亟欲实现的某些经济、社会目标，要准确描述和把握奥运会“遗产”，并不容易。

　　但通过对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多份国际奥委会报告解读，我们至少能大致构建对奥运会“遗产”的一个分析框架。

　　尽管包括中国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在内的多名业内人士，都反复强调从投入产出数字分析奥运会并不是理想的路径，但数字毕竟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通过IOC的统计，我们可大致回溯以往几届较重要奥运会的收支平衡表：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当地社区和地方创造了1.45亿美元盈余。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尽管再造了这个城市的多个重要部分，总体上仍留下1200万美元亏损。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影响，则更加复杂。根据IOC2001年的报告，一方面，通过高度成熟的战略，奥运会让澳大利亚从一个许多人眼中的偏僻国度，转变为一个年轻的、富有活力和创意的国家。当地旅游业的“激情”，也得到充分释放。2000年当年，悉尼游客数量就增长了11%。2001~2002年期间，旅游业更为这座城市带来了24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同一时期的会展业也增长了34%。但总体上悉尼奥运会仍有高达12亿美元的亏损，大量为奥运修建的运动场馆至今空置。

　　单纯比较以上的数字，对所在城市甚至国家而言，当然不是很“公平”。因为这样超级的体育运动，由于其举办周期，往往离不开更大范围经济发展衰退或增长的周期考量。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是一个例子：尽管经营状况不尽如人意，但这座城市在举办奥运后，仍然成功吸引到了18家重要的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区域或更大的运营总部，并成为美国最强的“六个经济强势区域”。

　　上述多届奥运会，都潜藏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推动地方经济模式，进一步向服务业相关的领域转变和拓展，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旅游业和商业服务。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更关注总体经济数字背后更为长远和个体的因素：比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包括经营、税收、旅游在内总共约4.8亿美元收入中，其中有9000万美元留给了当地一个非政府的、业余的体育基金会。

　　在8月8日北京举行的《第一财经日报》的“思想盛宴”，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共识：顺应这样的开放、个性化潮流，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创新、参与力量更为多元的奥运举办机制，也应当持续呼唤一种更为舒展、享受、自由的奥运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