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于今年5月份发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仅为52.7%。

　　8月2日，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新学年快要开始，各地的招生工作即将尘埃落定，当贫困大学生的入学问题被社会温暖包围的时候，“新读书无用论”却在农村蔓延。

　　“打工比上学实惠”

　　“如果继续上学，每年家里要多出千把块钱，不如出来打工，每年还可以给家里带回去两三千块呢。”17岁的吴菊看上去对自己不上学的结果还挺满意。

　　这个来自陕西渭南农村的小姑娘现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酒店打工，15岁时她只上到初二就辍学出门打工了。她所在的村子里，像她一样年龄的人都出门打工，许多学生都是初中毕业或初中没上完就外出，“大学生也没饭碗”、“打工挣些钱最实惠”的念头占据了村民们的头脑。

　　吴菊的第一站是广州，她跟随一个邻居到一家工艺品加工厂当保安。“每天就是在大门口值会儿班，月工资有700多块。”吴菊说。

　　今年2月份，广州那边清查童工，吴菊被清退了。5月底，通过一个亲戚的介绍，吴菊首先到位于北京使馆区的一家烤鸭店工作。“月工资只有500，还得学会说英语，真麻烦。”吴菊一方面嫌工资低，一方面害怕学习，就联系上了一位在广州认识的现在同样也在北京打工的工友，进了如今的这家酒店工作。

　　“现在的工资是800多，我们酒店有大学生跟我一样待遇呢。”吴菊一脸幸运的表情。挣钱是最大的心愿，上学已经成为非常遥远的事情了。

　　来自四川广元的杨仕伟开始可没有这么幸运

　　“我在嘉陵一中上学，父亲是学校的厨师，母亲是清洁工，家里没有耕地，收入很低。初中毕业后考虑到上高中上大学成本太高，正好在北京打工的舅舅答应带我出去闯闯，就决定不上学了。”杨仕伟说。

　　2005年7月，在其他初中生即将高高兴兴走进高中上学的时候，杨仕伟随舅舅来到北京。“年龄太小，又什么都不会干，一个工作也没找到。”

　　“一个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高中，只是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回到村里，他九年里学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用。”一位高中教师如此表示。

　　农民的孩子就算能顺利考上大学，其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也未必能够收回。孩子书读得越多，家庭经济状况就越差；供养大学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贫困。高投入、无回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出现了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就业形势，“读书无用论”的抬头与此有直接关系。

　　于是类似吴菊和杨仕伟的打工“童子军”在城市中寻找挣钱机会便成了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期望。

　　3500多万农村初中生

　　务农或流入社会

　　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按毛入学率52.7%计算，将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这个数字，还是历年最好的。而这之中，由于城乡差异，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

　　其间，有成绩不好升不上高中的，也有种种理由放弃高中教育的。高中教育机制不健全和“新读书无用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两个理由。

　　学者杨东平此前曾作过一个调查，他发现：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扩招之后的高考升学率。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比考大学更为激烈。高中教育业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最大瓶颈。

　　有数字显示，高中、大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分别为34％、41％。这个数字的来源还仅限于城镇家庭支出，农村家庭的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更高。

　　2006年2月，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表明，教育花费已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除了上学需要花钱投入、而这些投入又无法承担的问题，读书无用，也成为农村初中生放弃上高中或拒绝上高中的理由之一。

　　2006年3月12日《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一些乡村深受“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出现家里“有大学生不再是荣耀”的现象；3月17日，《中国教育报》的报道也表明，湖北省部分农村“读书无用论”正在悄悄抬头，中小学辍学现象有所反弹。

　　教育专家分析，从经济学的“投资—收益”视角考虑，“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蔓延的背后，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九年义务教育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第二，高等教育发展畸形；此外，跟农村家庭及子女自身的情况也有一定关系。

　　“农村大学生一般都是农村学生学习的榜样，如果他（她）不能就业，对农村中学生以及家长精神上的打击是令人担忧的。”共青团中央大学生就业“彩虹工程”办公室主任郭松分析，现在的“读书无用论”反映了农民这个群体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望。绝大多数农民和低收入者内心是渴望孩子读书出人头地的，但当他们面对着高额的教育代价以及暂时的“零回报”时，很容易在农村滋生“读书无用论”。

　　既然读书无用，农村家庭收入方式又体现不出一个初中生的价值，打工挣钱就成了惟一的选择。

　　打工仔渴望超越“简单劳动力”

　　一个初中毕业生去打工的年龄，大抵处于“童工”或者“未成年工”的阶段，而这些，都是《劳动法》禁止的。

　　但是3000多万之众，终究要找到吃饭挣钱就业的机会，虚报年龄便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管理并不严格，往往家长本人就可以在替孩子办理身份证时将孩子户口本上年龄虚报几岁，适龄身份证就可以顺利拿到手。

　　技能也是农村孩子外出打工的障碍。这些年幼的群体在跟随壮年劳动力打工的时候，选择了相同恶劣劳动条件的工作，并打工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具备体力和简单技能的“简单劳动力”。

　　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说，“由于没有经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无一技之长，他们还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个人难找工作，家庭难以脱贫。”

　　“以前，找个比搬砖头、运沙子高级一点的工作是我的梦想。”杨仕伟的运气很好。2005年8月，杨仕伟的舅舅听说北京东城区的胡同里开设了一家“东城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征召贫困农村初中生进行职业培训。杨仕伟就去了，而且顺利录取。

　　“这是真正的天上掉馅饼。”杨仕伟回想当时的情景说。他学习的是空调制冷，经过一年的学习现在已经在学校的推荐下到北京东环广场的银达物业管理公司实习，明年8月，他就可以正式工作了。一个体面的岗位似乎在向杨仕伟招手。

　　职业教育，正在成为“打工仔”超越“简单劳动力”的最有效途径。

　　两手助推“童工”完成职业教育

　　在“十一五”规划明确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则。中央政府决定，到2007年，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推及全国。

　　从就业层面来说，这是一个逐渐缩小“童工”队伍的最有效办法，但是已经造成的“童工”群体还有必要“亡羊补牢”，对于仍将产生的农村初中生无缘高中教育的群体，仍需要一定的机制来保障他们的职业素质。

　　对此，除了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外，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计划正在逐步健全，民间的助学力量也涉足职教领域，将关爱沐浴在贫困农民初中生的身上。

　　除了中华职教社在这个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外，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设立了职教项目。

　　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表示，近年来，教育部门在不断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仅2005和2006年每年就扩招100万。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使5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然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习生活费用，要高于普通高中。许多农村的贫困家庭因为无力负担职业教育学校的学费而无缘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目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扶困助学体系基本建成，高等职业院校贫困生资助已经纳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范围，而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制度尚未建立。

　　正是基于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引导，基于农村贫困家庭无钱供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现状，中国青基会于今年5月推出了“希望工程职业教育助学计划”。该计划面向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在他们完成基础教育阶段学业后，资助他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掌握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顺利就业，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事实上2005年青基会参与建立的“东城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经表明了青基会对于民工子女职业教育的关注。

　　8月2日，来自澳门的慈善团体明德慈善会还特意捐款50万元用于北京东城区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广东省肇庆市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联合经济学校举办的三个“明德慈善会希望工程班”，资助150名贫困农民工子女就读职业教育学校。

　　更多的“杨仕伟”也许能在这两只手的帮助下实现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