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年1月，广东政府改组之后，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大权于一身，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仿佛已尘埃落定。此刻，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想到，最后胜出的居然是横空杀出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成功，除了“枪杆子”所起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权谋。即便蒋介石一开始确不谙此道，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进步飞速的“新手”。

　　他生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年代，要实现他的抱负不可能回避政治，不可能不讲手段、权谋。蒋介石日记也能佐证这一成长历程。早先，蒋介石常常提到道学所推崇的“诚信”，如他在192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告诫自己：“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不过，从某一个时候开始，“诚”就极少见于他的日记了。这个转折点在日记中反映为1926年，更准确地说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

　　普遍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大阴谋”。内地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20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但从蒋介石日记以及众多当事人的事后回忆来看，“中山舰事件”是由国民党右派发动的，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是伪造的。

　　事发前，蒋介石刚刚与苏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以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他在日记中描述事后的心情：“我待之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而后，广州又出现了反蒋传单，还有人谋刺他，这让蒋介石处于一种自危状态。他甚至因此提出辞职，而汪精卫先坚拒挽留后突然同意的态度转变，更加深了他的焦虑。中山舰事发当日，蒋介石原本是想躲往汕头的，只是在半路上觉得心有不甘，才返回广州镇压。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曾去探望称病的汪精卫，就是认定了“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苏俄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然而，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出的“组合拳”，旋即充分展示了他阴谋家的天赋。他串通各军军长越过汪精卫直接采取行动，完全出乎汪精卫、共产党和苏俄的预料，汪精卫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于是托病远走他国。接着，蒋介石主持整理党务，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迫使众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权力机构。同时，他也下令逮捕了矫令的国民党右派，解散“孙文主义研究会”。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针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是他一直提倡的“纯洁国民党”的策略。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事件”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虽然胡汉民很快回到广州，但好不容易从左派手中夺走的大权，蒋介石当然不会再交给右派，他没有给胡汉民安排任何职务，直到他悻悻离开。

　　在个人思想及处世方式上，“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影响也极大。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比较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计较后果，如果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下不合则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对“革命导师”孙中山，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

　　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致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这是在众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等于说及至此时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过节，更是毫无掩饰。

　　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事出后约一个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并在自己的日记里直斥：“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党、一个主义与一人

　　在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对蒋介石的挑战不仅来自国民党内、共产党，也来自那些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甚至来自他身边的女人。

　　不过，蒋介石最容易应付的当然是女人。他曾亲口把他与宋美龄的婚姻称为“政治婚姻”。这话当然是在劝说陈洁如退让时说的，事实上他对宋美龄有着爱慕的成份。陈洁如记得，提出让她退让当天，蒋介石曾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如果我贯彻此一任务，中国就有救，我也可以活下去；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你不愿意看见这种下场吧！”尽管根本不相信蒋介石所说的五年之约，她还是顺从这个曾经试图以刀切指向她示爱的男人的安排，但是在驶向美国的轮船上，她就听到了广播里的《蒋中正启事》“……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并无契约……”显然，蒋介石对陈洁如，同时也对宋氏家族玩弄了一个大花招。而这场婚姻对已然同共产党摊牌的蒋介石意义重大。

　　即使是在蒋介石认为必须与共产党和苏俄合作的时候，他也对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存有疑虑。有证据表明，苏俄之行彻底颠覆了苏俄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认定，“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巧妙回避了他对苏俄的厌恶，以至于连国民党右派都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左”派，甚至一度将他也列入暗杀名单。

　　蒋介石对苏俄的态度是，反感归反感，并不阻碍他借助其力量。无论在黄埔学校，还是东征之时，他与苏联顾问都合作甚欢。即便认为苏俄可能参与了针对他的阴谋，而在日记里将其比作虎狼，他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依然极力不刺激苏俄。蒋介石明白，在即将开始的北伐中，面对有外来势力支持的军阀，革命政府还只能依靠苏联。

　　于是，当北伐把革命影响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又一次施展出高超的政治权谋，利用北伐带来的政局变动，一举奠定了他在国民党，进而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北伐军的锐气不但鼓舞了中国民众，还惊醒了西方列强。现在他们必须对中国政局重新估价，并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最终，他们向蒋介石——一个虽然讨厌帝国主义，但很少对帝国主义采取激烈行动的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就足够了。

　　1927年终于成为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彻底摊牌的时刻。在左派占多数的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专权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中国的墨索里尼，不久即决定撤销蒋介石的各项职务。只不过，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再也不会束手就擒。他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取得了暂时的压倒性胜利。

　　继而，他又联合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在南京组建了一个同左派的武汉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两个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打出手，北伐彻底停滞下来，曾经被击溃的军阀也趁机发起反攻。然而，在打击共产党的问题上，两个国民政府却很快取得了一致。正是这个一致，使得蒋介石觉得可以依靠再一次的辞职重新获得主动。他知道，对于重新统一的国民政府而言，对于那些对他效忠的军队而言，事实将会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

　　蒋介石又对了。因北伐停滞导致的乱局，让国民政府感到难以收拾，他们必须请蒋介石出山。不过，他们只想利用他的军事能力，还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只把蒋介石选入了军事委员会。但一切最终证明这都是徒劳的，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军权。

　　1928年重新开始的北伐异常顺利，蒋介石顺利铲除了孙传芳和吴佩孚，而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更是直接让出了北京城，稍后，经过秘密谈判，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头衔换来了东北易帜。

　　进入北京是北伐取得的最高成就。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1928年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各地军阀对中央政府依然心存异心，不久后暴发的残酷的中原大战即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共产党，也许是蒋介石这一生最大的后悔。他以为再难翻身的共产党，几年之后就让他必须耗费上百万的军力进行连续围剿，并让他遭受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羞辱。

　　蒋介石惟一取得成功的也许是在国民党党内。在完成北伐之后，他以又一次宣布辞职迫使国民党承认了他的权威。他的同僚发现，现在的蒋介石更加“骄傲自负，独断专行”。

　　1928年10月，国民党颁布“中华民国组织法”，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而他的18名政府委员中大多数是右派，没有左派。

　　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蒋介石终于拥有了压倒一切的权力。在经过战争和几次引退之后，41岁的蒋介石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而且，他能够十年站在这个顶峰之上岿然不动，直到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威胁到他开创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