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

　　“老师，其实我一直用着北京时间的手表。”16岁的四川女孩简（Jane），不经意间说出自己的秘密。

　　怎么可能，差5个小时呢！陶理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已经在新西兰留学两年的中学生，居然一直守护着“北京时间”。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她问。

　　34岁的陶理，圆脸、直发、语速极快，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反映新西兰小留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她曾是温州电视台一档纪录片节目的制片人，2000年起到新西兰留学。

　　“可是我觉得国内的时间更重要一些，”简回答得轻描淡写，“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什么的，不用换算了……”

　　陶理的好奇心被唤起了：这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孩子。

　　起先，陶理对简并不感兴趣。在留学生的休息室，简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看着手机短信，或者不声不响吃一碗泡面。她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也很少和当地同学来往。她只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上课、下课，和几个同样怯生生的中国小留学生做朋友。

　　这样一个怯生生的、平凡的女孩子，能拍到什么呢？陶理当初心里直犯嘀咕，也许只要5分钟就拍完了。

　　“我其实常常一个人去溜冰。”简说。

　　于是陶理跟她一起来到海边。简套上一双黑色溜冰鞋。当她欢快地滑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时，镜头中的简，是调皮的、活跃的、奔放的，甚至有点小男生的模样。

　　在其后面的拍摄中，简的故事所爆发出的力量，完全修改了陶理对这个女孩的第一印象。

　　简的母亲是四川资阳一个颇为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成功之后，她有了很自然的选择，渴望简能实现自己少年时没能实现的梦想：留洋！母亲希望简学成归国帮助自己管理企业。

　　大任在肩的简心里明白，即使再痛苦，咬牙也要走完自己的留学之路。海边独自溜冰，唐人街品尝川菜，和家乡朋友们在线联系，这些在旁人看来毫不精彩的留学生活，支撑着简的寂寞青春。

　　几乎每天，按时做完作业后，她便和老朋友在网上见面聊天，甚至继续在线“参与”他们的生活。

　　陶理的摄像机记录下这样的镜头：

　　“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吗？明天？好，明天3点。”手持电话的简坐在写字台上，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你要想想唱什么歌给我听哦。”

　　“好爽啊！”简一边挂掉电话，一边忍不住啧啧嘴，感叹道。她陶醉在刚才的快乐中，笑着坐在桌边发起了呆。

　　简告诉陶理，她觉得，人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的，改变、融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去几乎毫无可能。她固执地坚守着眼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自己终归是要回国的，如果在这里有了很好的朋友，那么，离开时会有太多伤痛。因此，干脆放弃”。

　　简的留学之路，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学习”之路。为此，她在平常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形象：一个活跃的、充满领袖意识的“孩子头”形象。

　　简说，想看清真实的她，只有让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陶理决定跟随简回家过年。

　　回国之前，简用学校短假去了趟南岛。她打算把南岛美丽的风景拍下来寄给远方的母亲作礼物。然而到了海滩，简却情不自禁捡起一根树枝，在沙滩上一笔一划写下了一行大字：MISSCHINA（思念中国）。

　　陶理被深深震撼了。

　　春节前，陶理如约来到简的故乡四川资阳。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为了迎接春节，城里挂满了红灯笼。

　　简开着一辆白色丰田来接陶理。换下校服，简像换了个人似的。在她的车里，坐着几位好友。陶理一眼认出其中几位，是新西兰在线的几个熟悉的“陌生人”。

　　简充满骄傲地介绍自己的朋友。此时，她笑容满面、悠闲自得。她拒绝说英语，甚至不说普通话。她开车带陶理四处看，一路上强调：川菜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川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国外生活对简毫无吸引力。她边开车边告诉陶理：“在别人眼里，我的家乡可能只是个很土、很平庸的地方，但是对我，它就是最好的。你能理解吗？对我而言，生活在这里才有生气、有发展、有价值。如果我留在海外，就是等死。”

　　简和朋友们去了一个简陋的小歌厅唱歌。在新西兰从不唱歌的简抢先点了一首歌：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在幽暗的歌厅里，简的歌声透过黑暗，如金石掷地有声。唱到“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的时候，她挺直身体，目光专注，那声音荡气回肠。此刻，一种奇异的、刚烈奔放的情绪，如火焰一样燃烧着她年轻的面容。

　　爱家乡对简似乎是一种本能。陶理说，作为简的老师，手持摄像机站在黑暗中一直拍摄她的激情时刻，对比她在新西兰的低调、甚至怯懦，“受到一种非常大的冲击”。

　　陶理说她永远不能忘记，在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中，有一只特殊的手表，永恒凝固在北京时间。

　　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来，简的故事，代表着小留学生中“拒绝融入”的一类。但大多数小留学生却与简不同，他们会主动尝试融入当地的校园、文化，尽管融入的过程伴随着挫折和痛苦。

　　一个下雨的黄昏，陶理路过惠灵顿火车站。小站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中国小留学生，抱着双肩，独自守着一个大箱子，坐在那里瑟瑟发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学生纪录片的念头。

　　那是2004年，陶理从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电影专业毕业不久，在惠灵顿一所主流公立中学担任留学生督导，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学生沟通，听他们倾诉，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异乡生活。

　　“我觉得他们是格外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独自一人在异乡生活，并且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生存。这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陶理说。

　　据新西兰大使馆公开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经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在新西兰高达17亿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8亿新元。2003年，新西兰海外留学生总数为8．2万人，其中中国学生有3万多，占36％。而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与以往的留学生不同，这些小留学生，大多被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阵”，有的甚至被甩得很远，但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错。多数小留学生不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

　　而在此之前，随着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倒闭，以及惊爆于小留学生间的几起凶杀案和绑架案，国内媒体充斥着对小留学生的消极、负面评价。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学生似乎与娇纵、奢侈，甚至堕落画上了等号。

　　陶理并不否认部分小留学生“垃圾行为”的存在，但在她看来，这只是这个群体中很小的一个片段。“做一个拾垃圾的记录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两边的主流社会面前，这不是我的目的”。

　　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留学生，也曾有过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艰难摸索的经历，回过头看小留学生这个群体，陶理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她说，拍纪录片其实是一种关怀，“自发的拍摄就是自发的关怀”。

　　她把这当做一种责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小留学生的真实生活：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有着怎样的欢笑与眼泪？他们主要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又有怎样的收获？

　　“要知道，青春期出国留学，被挑战的不仅是小留学生的青春，更是中国的教育价值观。”陶理说。

　　于是，便有了一个黑发女子，肩扛摄像机，不知疲倦地游走在新西兰一所主流公立中学的身影。尽管开始她并不知道能拍到什么，而一旦扛起摄像机，她发现故事竟像水一样自己流了出来。

　　陶理发现，大部分小留学生的成长，都经历过相似的4个阶段：1．思乡／封闭；2．尝试融入另一种文化；3．在两种文化之间困惑、摇摆、蚕蜕；4．回家／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对自己的母文化。

　　思乡是每个小留学生头一年必须要过的坎儿。陶理的镜头记录下来自深圳的17岁男孩凯（Ken）的故事。

　　父亲节前一天，凯买了一瓶酒和一张卡片，准备送给寄宿家庭的父亲德里克。父亲节那天一大早，凯发短信告诉陶理一个好消息：惠灵顿一家中餐馆要他去做服务生。他高兴极了，一早就去见工，当天就开始工作。

　　下午4点30分，凯终于结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长着青春痘的脸上挂满了成就感。回到家时，寄宿家庭的妈妈切西早已在厨房忙开了。“手指好累啊！”凯一边活动着手指，一边乐滋滋地与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悦，“我的工作是给客人倒茶、洗碗、端盘子。”

　　凯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与寄宿家庭的每一个人分享，包括5岁的孩子小乔。他带着陶醉的表情蹲在小乔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时可以赚6块钱，干了4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很为自己骄傲。知道吗？小乔，等你长大了，也会拥有属于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凯，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凯在说什么。

　　与大家一起吃过晚饭，把礼物送给德里克后，凯回到自己的小屋，拨通了爸爸的手机。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号不好，于是说了几句便匆匆挂断。

　　放下电话后，四周忽然变得静悄悄的。凯把电话卡在手中揉来揉去。就在那一刻，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电话拨给了妈妈。不巧，妈妈刚好也不在。

　　凯放下电话，却抑制不住思亲之情。待再拿着电话，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凯站起来，决定摆脱伤感的情绪，于是回到客厅里。切西关切地问：“和爸爸妈妈联系上了吗？”

　　凯勉强笑笑。这时候，屋内灯火温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凯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静静坐在小床边，双手握拢，不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他再次站起来，像是掉到水里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样重新走出小屋，试图回到那个温暖、明亮、充满“家”的温暖的客厅。

　　可是，当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里的时候，客厅里传来欢笑的声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谈笑的声音使他却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开电脑，将内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调了出来，一个人悄悄看着。电脑里面，爸爸妈妈微笑着站在中国南方一棵鲜花盛开的桃树下，似乎正在等待儿子回家。

　　这时，凯突然“啪”地关掉了屋子里惟一的一盏灯，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或许完全忘记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许，正因为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才给了他一个肆意宣泄的机会和理由。

　　哭过之后，凯站了起来，打开了灯。他恢复了常态。

　　“他让我想到一个词‘Isolation（隔绝）’。在别人的文化里，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后的镜头里，凯已摆脱了思乡的情绪，性格上经历了一个清晰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开朗、活泼。一年后再看到陶理拍的这个片段，凯笑得前仰后合。陶理说着，自己也大笑起来。

　　化蛹为蝶

　　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向来以数理化成绩优秀而闻名。但对新西兰的主流中学来说，这远远不够。这里更加强调学生的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因此，一个在国内非常优秀的学生，在这里并不一定胜出。这让一些在国内成绩优秀的小留学生，一时感到难以适应。

　　陶理在拍摄、交谈中，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帮助小留学生，尽快适应这里的校园生活。

　　16岁的江苏女孩罗斯（Rose），面容清秀，身材高挑。在国内，她就是重点学校的高才生，父母都是银行的高级职员。她似乎是几个小留学生中最为积极、活泼、开朗的一个。但即便是她的留学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踏入校园，罗斯就遇到了不小的“尴尬”。

　　那是一节经济课。好容易找到教室的罗斯站在门口，轻声问老师：“请问这是经济课课堂吗？”

　　老师看了看她手中的课表，随手一指，说：“是啊，你坐吧。”

　　于是罗斯按照老师手指的方向坐了下来。她发现自己面对全班同学，背对老师写字的白板。她竟然坐在了老师的位置上。但她不知如何是好，傻傻地坐到下课。“在中国，习惯了老师给你排座位，

　　而在这里，要自己选课，自己找班级。”罗斯说，“一下子，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到中国去……”

　　正在痛苦中挣扎的罗斯，不久后又因为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一个新西兰本地中学生的一次聊天，受到不小的触动。

　　“你喜欢什么？”那个男孩问。“每一科都不错。”罗斯回答。

　　“不，我不是问你学科，我问你个人兴趣。”

　　罗斯想了想，小时候她学过弹钢琴，不过后来因为功课繁忙，已经放弃了。

　　“音乐”。她回答。“什么音乐，古典还是现代？”罗斯愣住了。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罗斯被问住了。以前在国内，每门课成绩优秀是最大的目标。至于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确实从没想过。那似乎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那段时间，罗斯陷入了孤独和失落之中，完全失掉了原来的自信和快乐。在写给国内一个朋友的信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苦闷：“不要羡慕我在这里的轻松。虽然脱离了作业的苦海，但一个人躺着、坐着，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老师的帮助下，罗斯开始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她重新安排了课程，选择了经济和时装设计，这都是她真心喜欢的科目。

　　时装设计课听起来似乎只有裁剪缝补，其实并不轻松。在动手的同时，老师要求学生记录每一步“思考”的过程。例如，为什么如此选料，为什么如此设计，等等。最后，动手的作品和“思考”的笔记一起上交，供老师评分。

　　罗斯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自己设计的手工包。之后，她开始悄悄设计，准备送给寄宿家庭妈妈一条裙子，作为圣诞礼物。

　　几个月下来，罗斯感到自己正在发生改变。两种校园后面的“好学生”，是两种不同的人，自己到底应该停留在中国的状态，还是改变为现在校园里新的自我？

　　那段日子，她的心情总是起起落落，语言尚在磨炼之中，社交面仍然很窄。有时候，她尝试和别的学生说话，但是回应颇少。这和在国内很受同学老师看重的“宠儿”身份大相径庭。

　　为了练习语言，罗斯尝试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做家务、收拾花园。她还去一家幼儿园当义工。这里有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天使，他们没有介意罗斯的语言、文化差异，开心地扑进了她的怀抱。

　　罗斯一点点找到了“融入”的感觉。在英语进步之后，她留学生活的一个小小转折点来到了。

　　在学校的多元文化节上，中国留学生一起演唱了任贤齐的《浪花》。文化节后不久，罗斯的一个同学、憨厚活泼的新西兰女孩尼考拉找到她，激动地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唱得那首歌真好听。”

　　“我可以教你唱，不过你愿意学中文吗？”

　　尼考拉跃跃欲试。于是，罗斯把《浪花》的歌词写成拼音，利用课间休息和中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教给尼考拉。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日复一日，尼考拉的中文进步明显。在两个月之内，她居然把这首歌唱得有模有样了。“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

　　两个女孩在音乐之旅中结为好友。

　　罗斯的异乡校园生活一点点丰富起来了。初来时希望尽快归国的感觉渐渐淡去了。她结交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好友。

　　9月份，罗斯生日那天，刚刚走出教室，罗斯就被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围住了。罗斯接过他们递过来的各种礼物：笔记本、相框、小玩具……她记得，去年的今日，还只有几个中国学生替她过生日。她开心地笑着，连连发出惊喜的赞叹声。陶理的摄像机自始至终拍摄下了罗斯和同学们在校园中欢聚的镜头。

　　这是幸福的一天。罗斯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重新找到了自我。罗斯身边的许多同学也感觉到她比初来时更开朗了，也更轻松了。她说：“在一年之内，我肯定自己的成长，我更独立了，更具有创造性了，也更勇敢了。我现在选了音乐课，在国内校园里，这是别人认为浪费时间的一门课。不过，在这里，我觉得只要是喜欢，我就应该去尝试。”

　　罗斯现在已经顺利地升入大学，并且有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男朋友。

　　罗斯无疑是这群小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陶理接触更多的，是那些在国内成绩处于中游的学生。小桔就是其中之一。

　　陶理记得，刚入校时的小桔，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一点自信也没有。她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老师帮助她挑选了艺术及商科。可是小桔担心艺术对考试无用，还是换回了物理。

　　“我是被老妈赶出来留学的，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但两年之后，小桔完全变了。现在，她感到自己“越来越独立了，学会自己选课，安排学习时间，找资料写小论文。并且敢跟老师争辩，如果我不同意”。

　　“如果不留学，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会永远在班级排名二十开外，永远是个不被人注意的灰姑娘。”她信心满怀地说。

　　“小桔是那种在留学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陶理比喻说，“他们在国内是苦柑，在这里变成了甜桔。现在的小桔，懂得了如何让自己活得精彩。”

　　舞会风波

　　对于一群16岁~18岁的小留学生来说，青春期的困惑和欲望，常常困扰着她们。

　　2004年9月份刚过，陶理的学生琳发来一条短信，说想跟她谈一谈。陶理在操场旁边见到琳时，她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琳是直接来读高三的，要在短期内适应语言、校园，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联考。琳的压力可想而知。

　　琳的困惑来源于即将到来的毕业舞会。

　　在新西兰的中学里，每年要为毕业班的学生举行一次盛大的毕业舞会。学校组织这次舞会的用意是给临近毕业的高中生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以锻炼他们的社交技能。为此，学校要专门租用场地，学生要自带舞伴，穿正式的礼服。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但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舞会却往往带来难言的困惑。

　　当琳告诉远在中国的母亲，自己需要一笔额外的费用购买舞会裙子时，母亲十分不解，甚至在电话中哭了。对琳的母亲来说，一个高三学生，怎能花心思去参加舞会呢？

　　但是，琳渴望在舞会上展示自己，成为一个美丽的焦点。她在电话中苦口婆心说服了母亲。不久，她收到母亲从中国用特快专递寄来的裙子。

　　这是一条红色长裙，隆重、飘逸，是一件美丽的中式礼服。但琳觉得，这条裙子并不适合参加毕业舞会。她又陷入了心理冲突之中：她希望按照母亲的心意打扮自己，但自己面对的是远离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和人群。母亲寄来的裙子在这里显得很不合时宜。

　　其实，琳在这时面对的挑战，更是家长面对的挑战。“你既然已经把孩子送出去了，还想让她穿上你的裙子，可能吗？”陶理反问。

　　琳决定自己打工赚钱买一条裙子。她还在朋友的帮助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舞会形象：粉色裙、红色鞋，背部贴上亮片，银色手袋配银色耳环。她计算了一下，这样一身打扮，大约要花掉700多新元。她又犹豫了。

　　陶理建议她到惠灵顿的礼服出租店租一条裙子。在这里，琳果然找到一件淡粉色的低胸舞会礼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琳开心极了。

　　不料，离舞会还有一周时，琳邀请的舞伴，一个外校的中国男生突然告诉她不去参加舞会了。琳的舞会计划再一次面临夭折。

　　午饭时间，琳鼓起勇气，告诉学校的留学生部主任，因为舞伴中途变卦，自己决定不去参加舞会了。

　　然而放学前，她又收到一个好朋友的短信，说是已经帮助她找到了另一个舞伴。琳再次陷入犹豫之中。

　　舞会前一天，天气很冷，琳却没有穿冬天的校服。她穿一件单衣，在校园里徘徊，一杯又一杯喝着食堂里供应的热巧克力。在喝完第N杯之后，琳还是没想好去还是不去参加舞会。这个困惑了她一个月的问题，在舞会前一天依旧是个问号。

　　终于，那天晚上近12时，陶理收到琳的短信。她说，为了不让关心她的朋友、老师失望，她还是决定去参加舞会。

　　这个经过漫长的等待、困惑、准备的舞会终于开始了。琳盛装出场，光彩照人。班主任老师大卫为了打消她的害羞心理，特地邀请她跳了第一支舞。舞会上，琳笑得无拘无束。

　　这是琳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社交舞会。在困惑和冲突之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舞会之后，琳很少再在各类活动中出现。她开始全力准备考试。

　　3个月后，琳获得了大学建筑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成人礼赞

　　两年的关注和陪伴，80小时的拍摄素材，一个个不眠之夜的编辑、修改，终于成就了这部两小时的纪录片——《浪花一朵朵》。

　　“这4个小留学生其实是一个人。”陶理略带得意地说，“凯是那双眼睛，罗斯是大脑，琳是青春期的身体，而简则是那双可以让他们稳稳站立的双脚。”

　　新西兰剪辑师调侃陶理：“理，看看现在的时间，2006年，你片子里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只有你这个老师加导演还停在2004年哈特中学的毕业舞会不动弹。”

　　不错，这时离开始拍这部纪录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中，陶理和她的学生们，在异乡一起成长，渐渐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生活。

　　纪录片的反响远远超出陶理的预料。

　　简寄宿家庭的妈妈看了片子，哭得涕泗滂沱。她没想到，表面看来平静、温和的简，思乡之情竟如此强烈，有着她完全不了解的一面。

　　2005年春节，陶理专门去了趟深圳，把纪录片送给凯的父母。随着片中儿子的成长经历，他们时而微笑、时而低泣。两个月前，陶理又去了江苏罗斯的家。本来对女儿很是担心的母亲，看到女儿在新西兰如鱼得水，还交了那么多好朋友，完全放心了。

　　在制作期间，纪录片已入选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新西兰纪录片双年展展播。今年7月底，影片在新西兰国际电影节上播映，震动了新西兰教育、文化界。电影节主席比尔先生称该片是“一份给所有留学生的可爱礼物”。多家当地主流媒体对影片进行了报道。

　　“小留学生引出的跨文化教育话题，是世界性的。他们值得被关注。”陶理不容置疑地说。

　　陶理还记得，几年前，刚刚来到惠灵顿学习电影的她，把每年7月的国际电影节，比喻为一场“视觉盛宴”，能在电影节上看几场电影，是她最大的享受。而今年7月，她的纪录片，深深打动了电影节上的观众。

　　7月，是新西兰一年最冷的季节。陶理用这部纪录片，打开了中国小留学生鲜为人知的心灵档案。她和孩子们一起出现在惠灵顿的主流电影院里，以一个屏幕上的成人礼，让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完成了一段海那边的寂寞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