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国家药监局于7月27日接到了第一份关于“欣弗”不良反应的报告。7天之后，即8月3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对外公布事件，并紧急通知各地停用“欣弗”。有人批评事件中药监部门有瞒报行为，国家药监局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态说，“欣弗事件”不存在瞒报，一种药品不良反应的对外通报应当遵循科学、严谨准则，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新闻晨报》8月8日报道)。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个问题是，当公共卫生领域或其他领域出现突发事件时，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是公开“信息”还是公开“真相”。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做才有利于降低和消除风险。国家药监局的表态强调的是公开“真相”，即经过检验证明了有不良反应才对外公开，并认为这样不会导致社会恐慌。但是我认为，“真相”只是“信息”的一部分，政府要做的应该是公开“信息”，公开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真相”的披露，也越有利于降低风险，减少危害。

　　就药品的不良反应这个问题来说，凡有疑似情况出现，特别是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时，就应该将情况公开，不必等到“科学结论”出来后才对公众公布。我认为这是中国国情决定了应该这样做，其中又有三个方面特别需要说明。首先，齐二药事件以及这次欣弗事件表明，市场上以及医院中存在伪劣和不良药品并危害病人，情况比普通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其次，在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格局下，通常是条件较好的大医院才会注意和发现药品的不良反应。一般可以认为，以他们的技术条件和医疗水准，如果产生怀疑并提出了报告，最后被证实的可能性很大。第三，从怀疑到最后证实，中间要经历多长时间，这是不确定的。考虑到很多人习惯于滥用药品，药品的流向又极为复杂，所以，宁可早一点公开信息，提出警告，有利于预防更恶劣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当药品的不良反应尚未从科学上得到证实以前，当然不能贸然对药品的作用下断言。但是，这并不等于没有信息可以公开，更不等于可以对公众的怀疑三缄其口。一种药品已经有某种理由被医生怀疑，从职业道德上说就应该让患者知道。主管部门是否已经知悉有关情况？是否打算采取措施？我们将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去获知“真相”？哪些部门要对可能有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些不但是“信息”，而且是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信息。换言之，应予公开的信息绝不仅仅只是“真相”信息，而且包括“程序”信息。

　　比起其他一些问题来，药品的不良反应问题的科技含量比较高，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个怎样得出科学结论的问题。信息公开，包括药品不良反应的对外公布，首先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它也要接受现代民主原则的规范。任何一种遵循“科学、严谨准则”的工作程序，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里指的是“程序公开”，目的是让相关公众知道，一个负责任的程序正在进行中。

　　我们身处风险社会中，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最大的风险是不知道有风险。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五花八门，但却共同地同意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有更为灵活、更为多样、更为民主的信息传递机制。这个原则背后的理念是，风险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风险，现代风险具有“民主”性质，因此应对风险的机制必须是“民主”的。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对于风险的成因的认识，以及对各种真相的探寻，也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它需要更高程度的信息平等。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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