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建

　　公民文化权利包括四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公民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第二是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第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第四是公民的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

　　虽然目前中国能够调动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人均资源，还远远少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突出了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缩小了各种社会群体在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方面的差距，就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后来居上，而达到公民文化权利的较高水平

　　如果没有公民素质的提高作为社会基础，任何意义重大的改革举措，都不可能获得广泛理解，也不可能成功。要走向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美好前景，实现公民的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升华

　　随着国家“十一五”发展的起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已经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领域，在中国广大城乡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公民文化权利包括四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公民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即文化权利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当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经济产量和产值，也不仅仅具有少数人评奖的意义，而且是被最大多数人享受，成为公共生活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时，这种文化权利才有了普遍的社会人文价值。近年来，中国公益性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在2003年也已达3577亿元人民币，据推算它在2005年的贡献值接近5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从中心城区到周边乡镇，各类社会群体对文化成果的享受程度，还有很大差距，亟待提高社会共享的普遍性。

　　第二是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即文化权利的主体性。如果仅仅是“你播我看，你唱我听”，被动地消费文化成果，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化对于人的发展的根本价值，不但体现在完成的文化结果中，而且体现在主动的参与过程中。必须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我们城市正在建设的社区信息苑、数字化图书馆、学习型企业组织、外来工文化之家等，才能让公民在各得其所的文化参与中，获得自我肯定的体验和快乐，使他们不但是文化成果的购买者和消费者，而且是文化活动的实践者和体验者。

　　第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即文化权利的创造性。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普及和民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了文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也就焕发出文化创造的巨大热情。从海派DV家庭录像制作、江浙沪戏曲之友到外来工文化艺术节等等，一个地区的公民文化创造越有活力，标志着这里的文明就越昌盛，积累的创意资源和经济价值就越丰富。

　　第四是公民的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即文化权利的受保护性。它不仅仅包括当地公民对自己的文化创造成果申请保护的权利，而且包括前人的文化遗产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这种遗产不仅仅包括物质性文化遗产如兵马俑、三星堆，而且包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就上海而言，如南汇锣鼓书、青浦田山歌、黄道婆及手工棉纺织技术、龙华庙会及其传说、上海顾绣等。倡导对前人文化遗产的尊重，不但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打下了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也是对今人文化创造热情的保护。如果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不能有效地保护文化创造的成果，就必然会打击人们进行文化创意和创新的积极性。

　　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同等重要和相互联系的。如果公民的文化权利缺失了，就会成为愚昧、灾难、疾病、经济落后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的报告指出：在45个发展中国家，当母亲们缺乏任何教育时，婴儿死亡率为14%，当她们掌握中学程度的知识和文化时，婴儿死亡率降为6.8%，其他流行性疾病也相应减少。所以，重视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呼声。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就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公约》，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于1997年10月签署了该公约。2003年6月27日，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该公约的履约报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公民文化权利的高度重视和逐步实现，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狭义的文化包涵了思想、伦理、审美、个性、创意、体验等要素，成为一种以精神价值为目标的人类创造活动，成为人们超越了物质生存状况的自觉追求。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既有赖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有赖于制度的先进性。虽然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能够调动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人均资源，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个人财富等，还远远少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突出了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缩小了各种社会群体在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方面的差距，就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后来居上，而达到公民文化权利的较高水平。

　　与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相比较，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是更高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了公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的实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涉及体制性、制度性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日趋尖锐，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所有改革措施的实施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是在文化心理的平台上进行的，是以提高人的科学素养、民主法治意识和伦理水平，提升全体公民的综合素质为基本条件的。就上海来说，从上海世博会园区居民的大规模动迁，到“4050”和“2030”城市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从防治非典和禽流感的社会应急方案，到推行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再到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如果没有公民素质的提高作为社会基础，任何意义重大的改革举措，都不可能获得广泛理解，也不可能成功。可以说，要走向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美好前景，实现公民的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升华。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