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原生态唱法比赛前的演播室，下午4点半钟，作为评委的余秋雨准时出现在演播室，熟悉当天进行综合考试题目。为了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每天下午4点半评委们进入现场后就不能再单独活动了，在直播开始前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都在这里做着各项准备。

　　在今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期间，每天都有超过三3亿人在观看比赛，作为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歌手比赛中综合知识问答环节的评委，余秋雨点评的内容甚至是点评时间的长短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余秋雨： 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自从1984年开办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作为其中最有看点的一个环节，综合知识问答的设置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再加上作为评委的余秋雨本身具有相当的知名度，随着屏幕上比赛紧张激烈得进行，网络上关于余秋雨的论战也是争论不休，有人专门贴出每天余秋雨的点评来欣赏，也有人言辞激烈地发出批评。

　　记者：你有压力吗？

　　余秋雨：没有压力，这怎么会有压力。那么而且像我这样一个皮实的人，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点影响也没有，所以总的觉得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欢天喜地的，和和乐乐的来面对这么一件事情，而且似乎也接受了有一个教授，有个学者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欢天喜地的活动，几乎都接受了。

　　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余秋雨的青年时代也经历了许多的社会变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余秋雨抓紧时间著书、教学，在业务、学术达到了一个高峰，1993年，正忙于教学工作的余秋雨接到邀请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开始了他与电视的第一次接触。

　　记者：一个学者，怎么会加入到那么热门的一个媒体中间来呢？

　　余秋雨：这个凭心而论，当年我加入的时候，电视并不那么热门，电视还被文化届嘲笑成一个没有文化的所在，影视剧文化研究本来就是我的专业。

　　记者：但是余老师出境镜频率之高让我也经常产生错觉，你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你就是一个电视明星。

　　余秋雨：对，其实我频率是很低，非常低的。就是今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我有一个《秋雨时分》是每天播出的。那么歌曲大奖赛要花费我的精力其实是不多的，虽然一直是20个晚上，20个晚上我也不出题目，我就坐在那听听，白天还可以干我的事，我是处于一种很安静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我再年轻一点的话我很有可能做电视人。

　　记者：你把电视当做什么呢？消遣？还是正业？还是副业？

　　余秋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正业。

　　记者：你想通过这种形式，来对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一个翻盘？

　　余秋雨：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其实比我们更自由，我在认真地在想，你说像李白他们当年交通那么不发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已经非常辛苦的走在路上，他和传统知识分子叫做两耳不闻窗外事，已经完全不一样，

　　记者：什么时候在媒体出现，在什么样的媒体出现，你的标准是？

　　余秋雨：媒体出现的标准，没有标准。我不希望在媒体出现，平面媒体我是一般是不希望出现，电视上出现，我要判断这件事情在文化的选择和传播上，能不能起到一点作用。

　　记者：但是电视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速成出名的一个捷径。

　　余秋雨：这是双刃剑，速成出名和速成地被人家厌倦，是完全是同一件事情。

　　记者：你担不担心出现这种结果？

　　余秋雨：不担心，这事实证明不会吧。

　　1999年，受凤凰卫视之约，余秋雨加盟凤凰卫视的大型采访活动《千禧之旅》，这次拍摄从北京出发，到达希腊。摄制组的足迹甚至还到达了伊拉克这些战火纷飞的地区，余秋雨以学者的身份一路上对世界各地文化进行讲解，随着节目的播出，余秋雨的名字也为更多观众所熟知。

　　记者：那很多人知道余老师可能是从《迁徙之旅》开始的，那能不能从《迁徙之旅》给我们说一下，它的你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吗？在我们眼里它就是一个电视新闻。

　　余秋雨：要了解中华文明，必须到世界大文明的范围里边，来做比较，简单说来就是必须找到和中华文明同等年龄，同样活在这个地球上后来走了不同道路上的那些文明做对比，在对比当中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优势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所以我产生了个巨大的欲望，我必须要到那些地方去，

　　记者：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迁徙之旅》是他们邀请了你，你只是被动的接受。

　　余秋雨：我正在强有力的在做这种如饥似渴的期盼的时候，他们邀请了我。

　　记者：《迁徙之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风险之旅，光研究就是你的动力吗？

　　余秋雨：研究是我的动力，但是真正的学者为了研究不怕生命，这是基本品质。

　　记者：但是那么严格的拍摄计划，在镜头的前面，你还能一个保持学者研究的态度吗？保持一你正常的思维吗？

　　余秋雨：对，看过这个《千年一叹》当中我每一天讲话的观众都还记忆，我始终保持着我的文化思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大家看到了，媒体为了引起某一种话题，他们会去拜访总统、会去拜访国防部长，我都不参加，本来这应该都是大家非常想参加的，我都不参加。因为这个和我思考的文化没关系，学者的本分就是要把它走通。

　　记者：怎么看待危险呢？它的的确确当时存在。

　　余秋雨：在生命和学术的边缘上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有种紧张感、也有一种崇高感，这个使命感是绝对有的。

　　记者：但是为什么你们在回来之后，您个人会有那么多的非议，包括这一场旅行的动机？

　　余秋雨：有的人说，同行者当中还有女主持人，是不是你和太太关系不好了。这倒就是完全是笑闹了，其实承受最大压力的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就是成天披头散发的抱着电视机，不知道怎么办。

　　记者：那您介意谈谈你们俩的关系吗？

　　余秋雨：就是经常传我和马兰离婚了。

　　记者：真实情况怎么样？

　　余秋雨：大概是三四个月要传一次吧，这事奇怪了，这事非常好笑了，我和马兰基本上是不离开的，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买菜到超市买点东西就这样，就是几乎是蛛丝马迹的可能，就传闻总有一点蛛丝马迹，连蛛丝马迹的可能都不太会有的，因为我们家里也不接待客人，我们自己也不出去，不参加应酬，不参加活动，吃饭总是在一起，这就好笑了，这是传闻哪的？而且很多人都是很有自信的说，对，离了，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隔壁，我知道他们离了。但戏剧学院我也多少年没去了。

　　1946年，余秋雨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乡村，在那里他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小学毕业后余秋雨跟随母亲来到上海跟父亲团圆， 16岁时，余秋雨考上了当时文科类最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他留校开始了老师生涯，1978年一系列关于戏剧理论的论文发表后，来自学术界的专家对他的著作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并联合推荐余秋雨从讲师晋升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后，他的人生再次上演了三级跳，1986年40岁的余秋雨以普通教授的身份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然而，6年后余秋雨忽然辞掉一切职务。

　　记者：权力对你没有诱惑吗？

　　余秋雨：没有，完全没有诱惑，当时我做的第一天，上海已经去世的黄佐临先生，他是箫伯纳的学生，非常厉害，年纪很大了，他当时讲个字，一个是可喜，第二个就是可惜。可惜他指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化学者去当官，他觉得可惜。可喜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终于有学者当官了。

　　记者：你的官做的怎么样呢？

　　余秋雨：官做的非常优秀，我相信我们学校所有的人都会怀念我当政的那些日子，我们学校真叫生气勃勃，真叫万众一心。这完全可以这么讲。

　　记者：那曾经拥有风风雨雨十几年之后你怎么认识权力？权力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余秋雨：权利对我首先是责任，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受过苦，后来又受到高学术上的表扬，和取得过比较高的学术地位，但是我还没有学会责任感。我怎么把过去的苦难换成一个关顾别人，拒绝新的苦难产生的责任感.。

　　记者：那当你决定要辞职的时候，这一切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留恋吗？

　　余秋雨：都没有留恋了，因为一个更大的事情在呼喊着我。我做行政报告的时候，学校里边的清洁工，司机都来听，都站在后面，那可以说是学校里边最火爆的，我每次做行政报告的时候。这些行政报告即使清洁工司机都站在后面听，那又有多少人呢？他哪比得上《文化苦旅》里边所表述的这种情怀。

　　1991年出版的《文化苦旅》是余秋雨辞掉院长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原来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余秋雨出版的第一本文化散文集。

　　记者：怎么开始《文化苦旅》的创作呢？

　　余秋雨：怎么开始《文化苦旅》创作，就是倒是我当时带了学术任务去考察，有一种人字边一个困难的“难”叫做傩戏，去考察傩戏的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对我的学术思维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又产生一种郁闷，就是我一路上所看到的情景，学术论文有很多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我在写这些学术论文之余也就写了几篇散文，后来特别是到了甘肃，看到了唐代的一些遗址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比较认真地多写几篇，还没想到要写书，也没想到要开专栏，只是说多写几篇。写出来以后我当时住在兰州的一个非常小的旅馆里，写完以后，到街上找到一个邮箱，我丢进去，丢给我在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当时在《收获》编辑部的李小玲，我叫她看一看。

　　记者：用意何在吗？

　　余秋雨：用意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发表，后来发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个湖北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寄给我他们的一个大学的学报，学报里边有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是他们中文系的教师在讨论我的《文化苦旅》，我当时就很惊讶。

　　《文化苦旅》已经面世，便在读者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读者被书中饱含作者的热情又极具画面感的语言打动，再加上作者博古通今的联想和对文明的思考，使该书具有极大的发行量，到今天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册。

　　记者：现在我们来看你的《文化苦旅》，仍然觉得非常独特。为什么会当时想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余秋雨：当时倒没想得太多，从形式上没有想太多，就是论文里边不能表达的一种意思，写在一种非论文的形态里边。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大概有点意思。我说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我把有可能想清楚的问题交给学术；我把绝对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

　　记者：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写作的才能？

　　余秋雨：那我从小就有，我中学生的时候得过全上海作文比赛第一名啊。我每个礼拜就等待着上作文课，上课文课的时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刁攀桂老师，他都有非常漂亮的普通话来朗诵我上一次做的作文，朗诵给全班同学听，这个时候我年纪很小，十四五岁吧，就觉得很自豪，所以老师有的时候，我非常感谢老师，培育了我写作方面的自信，所以我很感谢这样的老师，他培植了我写作的自信心。

　　记者：这种才能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勤学苦练？

　　余秋雨：最关键的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吧，但是最根本的是我童年时候的生活具有足够的文学素质，我不是讲看书，就是我那么早认识了大山，那么早的认识原野，那么早的认识了多少乡村的妇女的不同的命运，这是在大城市的好多孩子都不太了解的，就是村子里面的日子，同时我感谢我的父辈，他居然逃难到乡下，还带着两大书箱，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农村的还是都会有，大山大水都能够看到，小的时候知道水浒、三国，红楼是什么，小的时候能够读巴金的《家》《春》《秋》，这个只有我家有，另外这是我的长辈留给我的，不是留给我，他们是逃难的时候放在乡下去的那些书，我小的时候就全部看到了，这些书和我所看到的山区的那种风景和山区的农村的悲欢离合组合在一起，奠定了某一种素质。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余秋雨的创作进入丰产期，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又相继出版了多部历史文化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书籍的出版使余秋雨热持续升温，但同时升温的还有批评的声音。在一本专门批驳余秋雨的书中，作者列出了书中对历史细节的不真实。

　　记者：您自己是否认为你这文章和书里边有大教授批评的硬伤呢？

　　余秋雨：那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读者可以放心，这是没有，如果说哪个历史事实不符合，我完全不同意。你可能说的是有人说哪个字写错了，或者是哪个角落有些是不对，这个是搞错了。他们关心我的文章，我当然是也很感谢吧，有一个曾经在无锡吧，有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退休以后，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里边有几个错字，他立了个表给我，我马上聘请他做我三居笔记的特约校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哪一段上有人发现剽窃了章培恒先，因为章培恒有一个讲话。他说我剽窃章培恒先生的，把这件事情就搞乱了。后来章培恒先生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在病床上不得不再写一篇文章，说余秋雨先生何曾剽窃我？余先生的书里注得清清楚楚，这段话出自于章培恒先生什么书的第几页，这本书你以为读者看不到那你就可以讲了？那我也没有起诉，我也没有去跟他论理。

　　记者：为什么不呢？

　　余秋雨：一个人要把自己洗刷干净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任务留给我们的印象其实都是扭曲的。我不能相信哪一个人物的形象完全是对的，都是扭曲的。你这个想明白，我研究历史的，想明白以后就哈哈一笑了，因为最关键的是，你洗刷的时间是浪费了创造的时间。生命有限，来日几何。

　　在《文化苦旅》出版的十五年时间里，余秋雨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一方面拥有很多读者一方面又遭受许多批评。成为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

　　记者：为什么一个文人，他在这么多年有这么一些经历，会始终处在一个瞩目甚至是非议的一个中心

　　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这些出色的文化人物，没有一个人不遭受十倍于我百倍于我的诽谤，他们受到的诽谤比我要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们都被流放了，我没有被流放。我自己正好遇到了中国少有的叫文化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什么概念？我们看经济转型就是这样，所谓经济转型，就是原来的经济体制基本要枯萎，原来的很多人要下岗、很残酷，他们要转型。有的转型转不了就下岗了。其实文化也在转型。转型的比它更激烈，文化也遇到要文化下岗的问题，很多读者离开了很多文化 远去了所以有一些文化人在生态上遇到了某一种危机，他们其实不是恨我 是恨读者，为什么不理他们的书 不听他们讲话，但是骂读者就不对，所以借一个我来漫骂。

　　记者：你怎么面对这些呢

　　余秋雨：我只能是笑笑面对。现在有个好处 现在也疲掉了，广大读者对于批判余秋雨已经疲了，我继续走我的路。

　　记者：但是关于余老师的传闻不只这一个，都是空穴来风吗？

　　余秋雨：比空穴来风还严重，就是反着来，这里边我想告诉你一个非常大的规则，我不希望在我们可爱的《面对面》节目里边给自己做些洗刷，但是这里边有几点我的人生体会需要在《面对面》当中说一说，一个就是我在十几年以前，毅然辞职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后面的结果，就辞职不是说我离开职务我一下子从官掉到平民，不是这个，辞职的意味就是你要以后漫长的历史来承担你在职的时候所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

　　记者：那你会封笔吗？会继续写下去吗？

　　余秋雨：我现在还不能在继续写，理由非常简单，就是那两个因素还没解决，就是冒充我的名字出的书还是很多，盗版，尽管国家很努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所以我要表示抗议，还有就是以盗版的形式，类似于盗版形式所出的一本本什么所谓的批判书，或者报纸上发表的这些文章，这样的东西还在比较猖獗的时候，你也很难写作，因为这会对我的读者产生误导，所以呼吁着，我不会讲封笔两个字，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余秋雨不会讲这么绝对的词汇，而且这两个字也不好玩，因为我总是要写毛笔字，我怎么可能封的了，这不会。

　　记者：在我们的印象中间你有好几次说过要封笔啊？

　　余秋雨：这肯定不是你的印象，是经过一个人的整理，我其实没有说过那么多，就像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事很累，真的想坐下来休息休息。就是有过一次比如给记者给那个谈话，你把这个收集起来，说你这个是虚伪的，几次要做下来，结果第二天又去做。

　　记者：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负面的评论，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余秋雨：像我的好朋友陈逸飞一样，他有一天还会突然死掉，不是才尽，命也尽了，这都会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这一代都想的很透。那天我在美国正好在，巧啊，就在他得到得到硕士学位的学校，我那天在演讲，后来得到消息他去世了，我正好穿着他送给我的衣服，我想很久很久，我们这代人真的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说你，就是为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为文化多做一点点事情这就足够了，多做一天也好，那么讲什么都不要讲，江郎才尽还是客气的了，如果用更恶劣的词汇我都可以接受，这没什么的。因为我承受的荣誉和承受的表扬已经太多太多了，一定要这个东西平衡一下这个生命才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你全部都是光辉灿烂那是非常不真实，因为生活当中一切光辉灿烂的东西背后都有阴影，你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没有阴影的生命是一个不真实的生命，不立体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