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记者在8年的从业生涯中，曾6次获得河南新闻奖一等奖，策划和指挥报道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的新闻事件，而这样的感谢，他也听过不少。“我干新闻以来，采写的报道大多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白润岱说，“看到那些可怜的人，我心里就难受，就忍不住想去帮一帮。”

　　3年前，白润岱听说郑州市中牟县有个“窝棚部落”，一个村子400多名村民长期住在原始、简陋的窝棚中，生活艰苦的情景令人难以想像。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前去采访，发出多篇报道。后来，村民们终于住上了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

　　“当时村民们高兴得要为我刻碑立传，还要把他们的村子改名叫河南商报村，我都拒绝了，只接了他们送来的一面锦旗。”白润岱说，“能够帮他们把事情解决了，心里真美。这件事也让我感觉到，当记者，真好！”

　　一个中秋节，白润岱采访过3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姐弟，看到8岁的姐姐正拿着一张画着月饼的纸，给两个啃着干馒头的弟弟讲月饼是什么味儿。他当场倾囊200多元，塞给孩子们，自己却不得不借同事的钱回郑州。

　　然而这一次，这位30岁记者的捐款行为，却成了被报道的新闻。报社另一部门的同事采访了他。8月1日，《河南商报》刊出报道《命案在身命悬一线，本报记者出资2000救嫌犯》。8月2日,又刊出报道《记者2000元救助杀人嫌犯引发争议》。由此，白润岱从这一新闻事件的采访指挥者，变成了新闻中的焦点人物。

　　这招来了一些新闻业界人士的质疑：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这样做是越位，甚至有作秀嫌疑。

　　但是，《河南商报》总编辑孟磊说：“不论是谁去捐钱，都会成为新闻的主角。作为采编新闻的记者编辑，也不例外。”

　　白润岱也认为，媒体总是呼吁政府和社会来救助，其实它也应该实施救助。“那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他说，“弥补政府和社会的相关漏洞需要很长时间，但生命给郭保尚的时间却那么短。”

　　“即使那些已被判死刑的罪犯，在没被予以正法之前，其生命权也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更何况一个犯罪嫌疑人？”总编辑孟磊说。

　　白润岱的行为，让最初派去采访这一事件的记者刘高桥有些意外。他正试图在报道中追问究竟该由谁来救助犯罪嫌疑人，“没想到这钱由我们主任出了”。

　　在河南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授苏万寿看来，从人的基本生命权方面考虑，应该由政府对郭保尚进行救助。因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看，各级政府都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命权。

　　“个人义举难救制度之弊。如果制度上的漏洞总要依靠个体公民的良心去弥补，这是道德的进步，也是社会的退步。”苏教授说。

　　但另一种声音认为，单纯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指责政府对犯罪嫌疑人救治的缺位，过于苛求，脱离现实。

　　“农村有很多贫困失学的孩子需要政府资助，医院里有许多善良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需要政府救助才能活命……即使被郭保尚刺死的那对夫妻留下的9岁孩子，同样也在等待政府的救助！”郑州市某政府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说，“可是政府掌握的社会公共资源是有限的。”

　　事实上，白润岱的一些朋友也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他们打来电话说：“你咋恁傻呀？”或者说：“你热心也不能热心到这上头啊。”

　　白润岱的妻子最初并不知道这件事，她正停薪留职在家照顾刚出生10个月的孩子。白润岱每月3000多元的薪水“刚够花销”。白润岱也一直琢磨着怎么把这事告诉妻子。没想到，几天后，妻子从一位邻居那里辗转听说了。她“想不通”、“很生气”，当即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我又不能跟她讲大道理。”白润岱说。于是这位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这样“哄”妻子：“假如郭保尚是你的家人，在法律审判之前，你真的认为他罪该至死吗？”他试图说服有过6年警察工作经历的妻子：“在法律审判他之前，道德不能宣判他该死，感情也不能宣判他该死。要死，也要让他公平地死。”

　　然而另有一种观点。医院院长周国平说：“不能光看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死，我这医院还有许多病人也因为没钱正在等死。为什么不呼吁给这些人捐点钱？”

　　对此，白润岱的回答是：“我正好遇上了，就不能回避，有缘吧。”

　　“我有选择权，我选择认为有意义的去救助。我花2000元救回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哪怕只能延续30天，我也觉得值。因为我有义务告诉他和他的家人，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不是没有情义的。”白润岱解释。

　　郭保尚会不会被判死刑，目前不得而知。截至发稿，郑州警方尚未对郭保尚案侦查结案。

　　妻子最终对白润岱表示了理解，但她说：“我并不支持他。因为我觉得把钱捐到其他地方会更好。”

　　“（这种事）只能做一次。”她告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