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制造业支撑的出口模式“吃力不讨好”：大量廉价劳动力辛苦工作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给外国输送廉价的商品却遭受无情的指责与报复；与垄断特权形影不离的公共投资规模偏大损害了私人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特别是在片面政绩观的引领下，公共投资向实物性项目严重倾斜，政府对软环境建设明显投入不足；消费增长乏力说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消费略显疲态

　　看到这样的标题，一些人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未免危言耸听了吧？”确实，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确让人惊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6％，2005年增长率为9.9％，而今年上半年增长率为10.9％。

　　中国有句古话，叫“居安思危”。对于过去的成绩，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要着眼长远，筹划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瓶颈与制约因素。

　　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在一个经济体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决定产出的是需求，而构成需求的是三大块：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消费与投资是内需，而出口是外需。由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入手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直观的看法是，如果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方面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那么该经济体的产出及其增长就难以保证。如果三个都有问题，那说明该经济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很不幸，中国在未来有可能陷入后一种情形之中。

　　劳动力便宜是劣势

　　“世界工厂”非荣誉

　　无可否认，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出口4286亿美元，GDP91443亿元，以1美元＝8元人民币的近似汇率换算，可知出口占GDP的比重达37.5％。而且GDP同比增长10.9％，出口同比增长25.2％。可见，说中国经济增长属出口驱动型并不过分。

　　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在GDP中的份额不断攀升，说明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说明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来源一是汇率因素，二是劳动力多且便宜。撇开汇率因素不谈，劳动力成本低廉一向是中国向外炫耀的资本。也正是因为看中这一点，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投资建厂，雇用当地的劳动力，再把产品运往世界各地销售。劳动力多且便宜使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在美誉两个字上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样的美誉咱们要不得。

　　首先，即使咱们想要，别人也不给。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设置了种种限制，以防止产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对本国相关行业造成冲击。既然别人不配合，就很难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

　　其次，世界工厂的地位咱们不能要，至少不能长期要。世界工厂意味着中国的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低端制造业，技能得不到提升，更谈不上创新精神的塑造，有违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同时世界工厂意味着中国的许多企业被沦为外国人的“打工仔”，既谈不上自主创新，在核心技术、销售终端上更是受制于人，动弹不得。最可悲的是，中国人（包括企业）辛辛苦苦为外国打工，到头来却得不到外国人的认可。他们动辄拿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将中国的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

　　最后，劳动力便宜使中国落入增长的“陷阱”。纵观世界各国，富裕国的人们每周劳动时间较短，却取得较高的收入；而贫穷国的人们每周劳动时间较长，却取得较低的收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环境的差异。在制度环境差的国家，人们的工作效率低下，要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绕开制度造成的障碍上，造成贫穷、落后。另外，这还与劳动力便宜与劳动力素质低下有关。因此，如果把劳动力便宜常挂在嘴边，到处炫耀，就会忽视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劳动力素质的拓展，使可持续发展成了一句空话。

　　劳动力便宜是劣势，甚至是一种羞辱，要让劳动力变得昂贵起来，这才是社会主义。为此，中国应改变目前主要靠低端制造业支撑的出口模式。

　　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

　　形象工程超出制度建设

　　由于中国的国有经济成分比重比较重，公共投资的领域比其他国家要广泛得多。按理说，公共投资只应介入那些私人部门不愿涉足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国防等。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惯常做法。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在我国，公共投资侵犯了很多私人领域。这样做的一个恶果是，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

　　公共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而政府拥有特权。如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介入相同的领域，那么公共部门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坐拥高额的利润，如目前的石油、电信、电力、煤炭和有色金属等垄断行业，将私人部门击垮。而特权一旦与“商”勾结，就会滋生贪污腐败。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更不是我们期望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公共投资应全面退出。

　　不仅公共投资侵犯了私人领域，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公共投资重实物、轻制度的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政府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兴土木，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道路、桥梁等各种工程不断上马，而制度建设却被抛在脑后。这是非常有害的。在这方面，印度比我们聪明，政府把很多资金投入到软环境建设上，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加强诚信教育、加强市场体系的建设、鼓励个人创业、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等。印度的上述举措令包括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认为其发展后劲十足，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

　　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国的竞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自然资源决定一切，谁拥有资源，谁就强大。由此不难理解，世界强国通过打仗、抢占殖民地，攫取当地的自然资源。后来，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自然资源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韩）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通过精心组织生产，将自身做强。如不产铁矿石的日、韩却成了世上最重要的钢铁出口国。到了今天，决定一国竞争力的是制度。完善的制度体现在：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不可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私人契约必须得到执行，信息披露必须完备，金融体系能为个人的创业提供强大的支持等。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制度是绕不开的“坎”，必须迈过。

　　消费增长乏力是困局

　　居民资产有限是根源

　　在经济学中，消费直接进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也就是说，消费的多寡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个人的福祉。假如一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一国消费水准的上升，那这样的增长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中国，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如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而同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只增长10.3％。第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如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2％，而在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同期人均GDP增长10.9％。

　　两个“低于”现象说明，GDP的增长在打了两次折扣后才惠及到普通老百姓，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与忧虑。

　　归结起来看，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高储蓄率，即收入中的很大一块用于储蓄。有人测算，目前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6％，而美国的储蓄率为-0.5％。如再想想美国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多少倍，就不难发现国人的生活质量与美国的差距是何等巨大。正是美国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造就了美国强大的实体经济。

　　第二，高税收，即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如2004年税收收入增长12.1％，而同年GDP增长10.1％。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我国，居民拥有的资产十分有限，而在有限的资产中升值空间大的资产种类近乎稀少，像房屋这样的具备升值空间的资产现又面临着变现难度与成本的上升（归因于政府对二手房市场的打压）。不妨作个对比，美国之所以是负储蓄的国家，是因为美国居民拥有包括土地、房屋、股票在内的种类繁多的私产，这些私产每年在升值，而且由于市场的健全，容易变现，所以美国人有普遍的“富裕感”。他们在规划家庭生活时，不只考虑劳动等要素的收入，还考虑自己拥有的私产的升值情况。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实际上有储蓄，他们储蓄的是资产升值部分。相反，中国普通家庭拥有的资产金额不多，种类不多。储蓄类资产面临着被课征利息税、实际利率为负的尴尬局面，根本谈不上升值；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投资经常被套牢；惟一剩下的房屋资产又面临交易制度不健全的情况。

　　因此，消费不振就成了可理解之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愿此短文能起到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