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型社会作家的多重困境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8-10 1:22:12 ·来源：新京报

　　市场的相对发达，为作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处于文学转型社会，不仅需要作家抬起“高贵的头颅”，读者也应具备足够的自省意识。否则，我们将面临在市场化生存中“娱乐至死”等多重困境。

　　前些天有报道提到，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当代消费文化的勃兴迫使小说进入一个批量制作时代。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淹没，精神焦虑的作家们不得不拼命地写，自己也加入到垃圾制造者的行列，在伪写作的狂欢中喘息。（7月30日《北京娱乐信报》）

　　雷达先生批评的指向是市场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佐证，某著名图书策划人在报道里也提到：“如果传统作家不跟读者一起成长，会越来越快地被畅销书市场抛弃。”也就是说，文学创作除了受制于各种传统的文学枷锁，如今还被戴上了新的市场镣铐。

　　市场条件下文学创作的分类

　　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我对此一直并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正因为市场的相对发达，才为作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图书市场不开放，就不可能出现创作与出版的繁荣景象。相信很多人不会否认，当前的文学创作与出版比之“前市场经济时代”，无论从数量还是类型来讲，都是更加丰富了。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市场条件下，文学创作是需要分类的：一种是以迎合市场为特征的“市场文学”（即消费文学、通俗文学）；另一种则是所谓的“严肃文学”（或传统文学、经典文学）。严肃文学当然也可能有市场上的考虑，但更多地坚持“服从内心的写作”。

　　一般来说，市场文学会占据图书市场的大半壁江山，而严肃文学则会被相对边缘化。这是市场条件下文学创作的常态。因为二者的追求目标并不相同。市场文学追逐立竿见影的名利；有志于“服从内心的写作”的作家，则更多讲求心灵上的自洽，在创作上追求对时代进行更为深入人性的刻画。

　　而且，同样作为开放社会的产物，二者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具有道德优越性的问题。这意味着，从市场文学中也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严肃文学则未必登上经典的殿堂。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典作品或者并不属于当下，但缺乏这样的写作，整个时代将为之黯然失色。

　　成熟市场的成熟创作

　　但我可能过于轻率地认为，两种类型的创作大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社会，作家在对待创作与出版（市场）上自然会进行相应的区别处理。比如作家通过经纪人与市场打交道，本人则不必理会外界的浮华与喧嚣，致力于“心灵写作”。也就是说，具有时代担当的作家，不管外界风向如何改变，依然会坚守灵魂的独立与自由。

　　显然，这种想法一方面过于忽略市场的致命诱惑，另一方面过于高估了作家的文学贞操。因为，市场对作家人性的考验是一致的，在足够强大的外力“策反作用”下（比如地位和金钱），“服从于内心的写作”将可能节节溃败，乃至无处藏身。特别是在市场不完备———更多地表现在市场不成熟导致的制度缺失———状况下，有些作家很容易便投奔媚俗的潮流；要么就是患得患失、进退失据，丧失创作独立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雷达先生认为当代文学存在严重危机，确实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下，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市场与文学的关系，从市场理想主义回归真实的世界，认识到文学转型社会中创作所面临的市场困境。

　　读者带来的时代困境

　　除此之外，当代作家还可能陷入另一重时代困境。这是来自读者的因素。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社会，不但作家难以沉静，读者也一样容易迷失在时尚的丛林中。而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下，不仅需要作家“服从于内心的写作”，同样离不开“伟大的读者”给予的精神动力。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以外交人员身份前往苏联，期间造访了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在那个年代，阿赫玛托娃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朋友面前悄声读完这些诗，然后就着烟灰缸将一页页纸烧成灰烬。阿赫玛托娃赠送伯林几本自己的诗作，每本都亲手题写献词。在边境，一位女官员查看了这些由那位被压制的诗人题赠的书后，庄重地鞠了一躬，让伯林通过了玻璃门，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伯林传》）———不因时代扭曲而使高贵的灵魂枯萎，这确乎是“伟大读者”的典范。

　　同样的，处于文学转型社会的作家，不仅需要作家抬起“高贵的头颅”，读者也应具备足够的自省意识。否则，我们将面临在市场化生存中“娱乐至死”等多重困境。我想，这也正是雷达先生文章的宏旨所在。

　　孤云（杭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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