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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8-10 9:24:05·来源： 新京报
原《世界文学》主编高莽回顾1977年复刊及其后办刊历程 除了《世界文学》原主编这个职业身份之外，高莽还有着一个三栖身份：翻译家、作家、画家。
人物名片
高莽：1926年出生，笔名乌兰汗，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作家、画家。1945年2月参加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1954年调（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先后在联络部及《友好报》工作。1962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1964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4年至1989年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译作有帕斯捷尔纳克自传《人与事》，卡达耶夫《团队之子》等，著有《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等作品多种。
杂志档案
《世界文学》：刊物前身是鲁迅于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1953年由中国作协重新创办，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1964年到1976年停刊，1977年复刊出版至今。《世界文学》主要以译介外国文学精品为主。
历任主编有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现任主编为余中先。
刚推出《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就得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原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要把刊物恢复起来。大家向外文所和社科院领导申请得到同意后，就开始着手做。1977年，我们试刊了一年，内部发行。由于大家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在第一期刊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还附有一篇老调子的批判文章。1978年10月，刊物正式发行。
由于我们编辑部没有搞拉美文学的，就在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借调了两位教师，其中包括林一安（后来，他就正式调过来了）。他的专业是西班牙语。
林一安高度近视，说话不多，办事认真，为人耿直。我还记得在一次刊物检查会上，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我错误地处理了拉美人的名和其他问题。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对领导过于不留情面。当然，作为领导，我很欣赏他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尽管我因此被扣了钱。林一安担任编辑不久，便推荐发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在这之前，我还没读过类似的作品。林一安以此著的特殊写作手法及它在拉美文坛的影响与作用的解释赢得了编辑部众人的赞同。我很佩服林一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实现愿望的执著精神。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文学观念的狭窄、局限和落后，必须吸收新的知识，重审固有的观念。《百年孤独》刚刚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就传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事实再次教育了我，新的编辑具有敏锐的眼光和选材的实力。后来，林一安做了大量的工作，把许多优秀的拉美文学介绍给了国内的读者。
蔡鸿君译介《猫与鼠》
青年编辑蔡鸿君加入我们《世界文学》行列后，使我们在介绍德语文学方面有了新的开拓，特别是由他选材，后来又由他承担翻译的君特·格拉斯的中篇小说《猫与鼠》，不仅考验了这位青年译者的实力，也验证了他的编辑眼光。记得当时我们让他翻译这篇小说时，他很惶恐，担心自己译不好———因为此前他没有翻过东西。我们大家就鼓励他做这个事情。而我欣赏格拉斯的原因在于，不仅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他比我小一岁），还因为他画画，《猫与鼠》里面的插图就是他画的，而我也画画。
1987年，当我们准备发表格拉斯的中篇小说《猫与鼠》时，他给蔡鸿君寄来一封信，写道：“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对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亡的猫与鼠的游戏。”我们看了以后，把它作为致本刊读者的信发表了。1999年，君特·格拉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蔡鸿君通过译介格拉斯的作品，与格拉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他在德国做版权贸易，把一些优秀的德文书介绍给了国内读者。
巴金积极支持《世界文学》
1977年我们筹备复刊时，由邹荻帆代表编辑部写信给巴老向他邀稿。他慨然答应了。
很快，他就寄来了三万来字的译文———赫尔岑的《往事与深思》。译稿是巴老亲笔写的，寄给我们的是复写纸下的底页。
巴老的字本来就不大，不受方格的限制，有些地方字迹不太清楚。我们收到后，细细辨认每个字，惟恐认错。巴老来信中要求编辑部根据刊物的需要尽量删改。《往事与深思》排出校样后，我们根据巴老的要求把校样寄给了他。过了不久，他让人转告我们，说：最近要来北京，将亲自把校样带来。7月的一天上午，邹荻帆和我去火车站迎接他。只见一支百人的长队，整整齐齐地走了过来。我们远远就看见了巴老，立刻迎上去。巴老有些不知所措，说这次来京是集体活动，不能离开队伍。他急急忙忙把清样交给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就随大队走远了。我们手中不仅接过来他带来的自己认真修改的校样，而且还有一个铁夹子。他说那是我们寄校样时一同寄去的。后来，这三万来字的译文刊登在复刊号第一期上。
《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时，我们希望巴老能写一篇稿子，他答应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稿子毫无音信。我们担心邀稿可能落空。有一次，我们当着夏衍同志的面提到了这件事。夏公说：“老一辈作家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果然，在集稿的前几天我们收到了巴老的来稿。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巴老还在病中。
随时给编辑充电
老编辑们经验丰富，熟悉业务，可是十多年与世隔绝，对外国文学的流向已感到疏远，对它的变化更是知之甚少。
新编辑年富力强，精力饱满、思想活跃，在业务上有待熟练与提高。1984年我担任《世界文学》的主编以后，我们便有计划地邀请文艺界名家们到编辑部来讲课———给大家充电。我认为，编辑的眼光要开阔，要是一个杂家，不能只盯着某一个专业抠。所以请了很多人来讲课。其中包括文学界的邓友梅、李陀、朱春雨等人，还有音乐界的李德伦、美术界的方成……外国文学界的同行们就更多了。他们或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几十年来的苦难经历或介绍国外见闻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心得。应邀来讲课的人对我们的这项活动非常支持，完全是无偿地做贡献。
专家们讲上半天，讲完之后，编辑部将我们编辑出版的各种文集赠与讲课人作为感谢。
有一天，编辑部人员正在会议室听李陀讲课，日本女作家山琦丰子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来访问。她顺便想看一看自己曾经与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们举行过座谈会的会议室。
当她走进会议室时，我们的课已经讲完，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座谈。山琦丰子见此情景没有退出会场，而是走了进来，听了一会儿，向大家鞠了个躬，悄悄地对陪同人员说：“我也想和各位一起座谈座谈，不知是否能够给我这个幸运。”我们表示了欢迎。
座谈中，山琦丰子很有礼貌地问到中国读者对日本现代文学的看法。《世界文学》编辑部成员中，有人谈自己是多么喜欢东山魁夷的散文和画，有人分析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有人讲了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有人谈及川端康成的审美观。有人说，近年译成汉文的长篇小说，从中可以感受到日本民族的特色，但写得过于冗长，水分多了一些。
这是一次大家都没有准备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对编辑部实力的考验。大家的发言使山琦丰子很惊讶。她没有想到《世界文学》的成员们，即使不是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编辑，也很关注和了解日本作家的创作，并且有自己的见解。其实我们编辑部不仅是对日本文学感兴趣，大家也经常在一起议论俄苏文学、英美文学、德法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等。
口述：高莽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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