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球沧桑史

　　记者◎李菁 李翊

　　并不年轻的网球

　　其实，严格地追溯起来，网球在中国，并不是一项很年轻的运动。

　　“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Court Tennis，还是近代的Lawn Tennis，在西方，网球并没有挂上‘贵族运动’的称号。”中国网球队自组队以来的第一任领队，今年75岁的杨明训老人说起网球，如数家珍，“把网球称作贵族运动，是我国世俗的说法，这和网球的起源有关，更同我国网球的发展有关”。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官员、商人、传教士、驻军将网球带进中国。文献记载，1848年，上海就有外侨拍打古式网球。起初，网球是外国商人、官员、白领这一阶层健身自娱的活动，逐渐地，中国的富裕阶层，教会学校也参与其间，成立了各种网球会和俱乐部。

　　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共4项比赛，网球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项是足球、篮球、田径。清末逊帝溥仪也是网球运动的爱好者之一，他从北京迁居天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人为他修建网球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网球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前比较有基础的地区和城市逐步恢复。1953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4项球类比赛大会，包括篮球、排球、网球和羽毛球4个项目，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网球盛会。这次比赛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比赛，对规则不熟悉，把1.07米高的网柱改为0.92米，网中央高度从0.914米改为0.764米，都降低了15厘米，与会者都很别扭。因为网子低了很多（后经查证是把苏联的少年网球规则误认为是正式国际网球规则而修改的）。

　　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万伯翱介绍说，1958年前，北京还没有一座像样的网球馆，直到他的父亲、时任北京副市长主管建设的万里和吕正操上将的努力，用不到半年时间，建成了北京最早的两座网球馆。那时网球同乒乓球、羽毛球均归属在国家体委小球科管理，70年代到80年代，球类司设其他球类处，管辖羽毛球、手球、棒垒球、曲棍球和网球。1974年，杨明训担任其他球类处网球领队，负责中国网球的训练和管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最早的网球队，其实也是为迎接波兰国家队来访而组建的。”1955年，国家体委把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部分上海选手调到北京。男队员有梅富基、吴生康、潘家震、宋连根，女队员有朱芝英、黄龙驹、黎民贞和卢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组织建立的网球临时国家队，在天坛公园国防俱乐部的场地训练。

　　当时国家队没有教练，有一次体委主任贺龙来看望网球队，梅富基提出是否能像田径队一样给请一位苏联教练。贺龙笑着说:“你们网球打了这么多年打得不错嘛！你们自己好好总结经验，你就是教练嘛！你们以后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网球教练……”后因波兰队来访推迟，北京冬季室外无法技术训练，队伍于1957年初解散，大多数队员回上海了。1959年10月第1届全运会闭幕后，全国正式组建了十余个优秀网球队。

　　从1956年开始恢复发展的网球到1961年由于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而停止。然而，196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10单位网球对抗赛，这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所有比赛暂停后首先恢复的比赛。1962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去瑞士日内瓦开会期间，在网球场打网球，引起外国记者极大兴趣，纷纷报道评论:“中国的副总理兼外长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而且还喜爱网球运动……”网球历来在国际体坛上被认为是标志着该国物质文化与生活水平的运动，陈毅外长回京后，立即召见国家体委领导，尽快组织一次比赛，以回击国际上对我国困难时期的反华宣传。

　　正当全国体育竞赛中断，各类赛事清淡的日子里，北京体育馆路南侧的网球场上却热闹非凡，全国10个单位的网球精英云集北京。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比赛邀请各国驻华时节（大使、参赞、武官及其家属），还特邀各大通讯社驻京记者参观，陈毅副总理亲自到赛场观看。这次比赛扩大了政治影响，对网球运动在国际竞赛和交流中的重要性引起了重视，国家体委决定下大力气抓好这个项目的提高工作，首先采取的有力措施就是组织全国的优秀网球运动员集中训练。

　　“政治网球”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网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由于网球运动在体育项目中的特殊地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领导关心这个项目并经常参加网球活动，因此网球这个从历史上就属少数上层人士活动健身的洋玩意儿，首当其冲受到批判。

　　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周年，也为我国参加第7届亚运会做准备，周总理指示国家体委恢复各项体育活动，首先举办全国5项球类（篮，排，足，乒，羽）运动会。

　　“当时我们都在山西干校劳动，得到通知后，1972年到1973年，体委的人陆续全调了回来。”从这时起，网球运动开始逐步恢复，“平时队员们都在各自的省队训练，那时叫‘专业队’。临到有大赛，提前一段时间选拔各队的尖子，组成国家队。哪个省的队员入选比率高，她们的教练就是国家队主教练。”“这一代女子网球运动员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分别是湖北的余丽桥（李婷/孙甜甜的教练），上海的陈娟，北京的王萍、孙京环、李心意，四川的胡娜。”

　　1974年第7届亚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没有取得很多名次，不是没有奋力拼搏，而是锦标服从政治。那时，为了表示我国运动员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拒绝同以色列运动员比赛。中国队在单项比赛整个过程中，与以色列运动员相遇4次，都因对手是以色列运动员而弃权。即使如此，最后仍获得3枚银牌。

　　从1975年开始，网球连续搞了7年冬训。因为北京室内场地太少，冬训场地先后选择了广州沙面、二沙头和昆明，夏训则在秦皇岛。“那时的训练场地都不是太好，主要是室外沙地。用的是木质球拍。全国十几个省市有网球队，但只有北京队有一个穿拍机。其他的队都是手工穿弦，特别羡慕北京队。用的弦，不是正规的‘羊肠弦’，国内没有。有也买不起。用的是尼龙的‘钓鱼弦’。”傅众说，到70年代末，铝合金的球拍才出现。

　　现任国家女网二队主教练的傅众1973年时是北京男子网球队运动员，后入选国家集训队。傅众能成为网球运动员非常偶然，他是北京人，在先农坛体育馆附近上学，而先农坛体育馆正是北京网球专业队训练所在地，专业队临时组织青少年集训，选拔人才时，“范围很小，就近选拔。选的都是附近学校或者体校里有体育基础的孩子，或者是其他教练认识的爱好体育的孩子，再或者就从省市运动队里从事别的体育项目的孩子里挑”。于是傅众被选入了网球专业队，“队员的家庭都挺一般，不打球就要去插队，所以训练都很努力”。

　　集训时，日本女排大松博文教练的训练方法使中国的网球教练深受启发，技战术训练使用“多球训练法”从这时开始。当时给队员提供的营养饮料叫“乐口福”，装它的纸箱子成了装网球多球的工具，大家抬着一箱箱的多球到场上训练，开始用手抛（学大松）练习截击球，后来改用拍子送球，队员称之为“乐口福”训练法，每次训练前总爱问教练:“有乐口福吗？”（意思是有多球技术训练吗？）大家为这些新方法提出不少改进意见和建议，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强度和密度，结束了我国网球训练中仅用单球对练的历史，并将这一训练方法推广到全国。当时，我国与国外网球界在训练业务上的联系几乎没有，这些方法都是自己创造的。有趣的是在1978年美国网球队来华访问，在上海与我国队员共同观摩训练时，我们使用的多球训练方法与他们使用的方法大同小异，双方都感到惊异。

　　“1976年后，全国比赛时按发球上网的技术指标高低决定名次，目的是逼迫各地在训练中围绕发球上网这一中心环节突出发球，上网和网前技术的训练。第二年，为简化记分方法，改为男子3拍，女子4拍得分制。例如女子比赛，发球方如在前4拍不能得分，5拍之后得分无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我国网球训练以底线稳健型为主的打法占统治地位，表现在比赛中就是双方对拉来回，等待对方失误，缺乏进攻性，一分球可以拉140个来回，到了1975年第3届全运会上，一分球还拉80多板，这种状态难以适应当时以底线进攻和发球上网的国际趋势，使我国网球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网前技术的运用，加强了进攻意识，弥补了我国技术上普遍存在的缺点。女子进步尤为显著，几年之间，她们的网前技术即处于亚洲前列。在198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网球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网前型选手陈娟的打法在世界上是先进的。1982年来我国讲学的美国网球专家马吉尔，到秦皇岛参观全国比赛后说:“李心意的高压球和网前技术，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看到过。”

　　1981年，杨明训带队到北美洲访问，其中女队选手有胡娜、李心意。在加拿大多伦多，他请澳大利亚人，精大满贯得主罗德·拉沃尔（在四大满贯赛事中，只要获得一个冠军，就叫大满贯冠军，如果一年内在四大公开赛上都获得冠军，就叫精大满贯冠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共有5人获此殊荣。其中男子2人，女子3人。现在澳大利亚中心网球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指导中国运动员训练。训练完后，杨明训请拉沃尔对中国选手的水平做个评价，拉沃尔说:“女子强于男子，很快就能在国际上获得成绩。”

　　杨明训说，这个时期出国比赛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国内训练，为全运会、亚运会做准备。“就是出国比赛了，去的也主要是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家，而且打的还是‘友好比赛’。”

　　1978年4月，傅众和另外3名男队员4名女队员去澳大利亚学习，同行的有一个教练，一个翻译和一个领队。女队员中就有陈娟、余丽桥、王萍、顾明华。“澳大利亚人教得很认真，几个有名的教练各有侧重，轮流教，晚上还有健身房专门练体能。一个30多岁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全程陪同。无论干什么，都要集体行动。”傅众说，当时每人有30美元的补贴，但没有支配权，而是最后由领队统一买了瑞士手表，一人一块。“那表叫‘山度士’，机械表，比梅花差。我一直留到了现在。”傅众说，直到80年代去南斯拉夫打小型友好比赛，才基本有了自由。“没有人陪同了，比赛后也可以上街逛逛，买点东西。”

　　胡娜事件

　　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中国体育的各个项目也恢复了单项职业比赛。1981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联合会杯（它与戴维斯杯大赛并列，一个是女子团体赛，一个是男子团体赛，都是每年举办的，检阅各国网球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比赛），进了前16。就在大家期待在1982年的联合会杯有所突破时，“胡娜事件”发生了。

　　1982年，杨明训带着由余丽桥、王萍、李心意、胡娜4人组成的中国女子网球队参加7月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举行的联合会杯比赛。第一轮打日本，中国赢了，第二轮和德国相遇，临到比赛前，胡娜突然不见了。“比赛前一天晚上，我和她聊天，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结果比赛时找不到人了。”杨明训说，本来这次女队实力很强，因为胡娜事件，队里人心惶惶，队员也没心思打球，最后稀里糊涂输给了德国。

　　在杨明训看来，如果胡娜就此留在美国，从此销声匿迹，也不至于惹出后面的风波。然而，“她没有身份，没法打比赛”，于是一年后，胡娜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事态因此而进一步扩大。1983年4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此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4月7日，全国“体总”认为美国政府此举破坏了中美正常交流的气氛，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

　　作为和胡娜同一时期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傅众与胡娜接触不多，但有限的接触也足以给傅众留下这样的感觉:“像我们，能拿个全国冠军就挺知足了。她不甘心，不满足现状，特想去国外打球。”

　　与众多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网球运动员不同的是，来自四川的胡娜出生于国内唯一一个网球世家。胡娜的外祖父温岭16岁赴上海求学，在1926年慰劳北伐将士运动大会上获网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冠军，当时在上海江南女子学校就读的外祖母杨渝君也是学校篮球队主力。1950年到1965年，温岭先后在大陆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与重庆市政府人事局从事文体工作，主要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中喜好打网球的一批人。在这一阶段，胡娜的舅舅、姨妈也进入专业网球队。1965年，四川省网球队成立，当时特别指明从重庆将温岭调任省队教练，1972年温岭退休。胡娜的弟弟、表弟、表妹在她之后相继进入网球学校学习，其中4人成为四川省网球队专业球员。

　　“组织上挺培养她的。那时比赛少，一年也就五六次比赛，但无论是青少年赛还是成年组比赛都带着她。她还是四川省青年突击手，国家还给她涨了工资，基本上能给的全给了。”胡娜出走的原因一时成谜。

　　2003年7月，《参考消息》记者在台湾采访到了胡娜，此时她已经定居台湾，是卫视中文台聘请的四大网球公开赛解说和评论员，同时在台北新店开办了“胡娜网球俱乐部”，任董事长。重提当年“事件”时，胡娜没有回避。谈及“事件”起因，她认为主要是自己太想成为职业网球选手，“1979年，自从我在英国温布尔登中央球场观看了著名选手埃弗特的比赛后，我就有了一个强烈梦想，就是一定要站在中央球场代表中国比赛”。

　　然而，在她相继获得全国所有冠军，亚洲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比赛冠军后，苦于无法再提高。虽然国外有优秀教练提出免费为中国训练胡娜，但不被认同;而当时中国选手很少参加国际比赛，更不可能参加排位赛，进入职业比赛，成为真正职业网球选手的梦想变得很遥远。于是，就有了日后的一幕，其中因为有台湾方面介入，其结果不同于一般的非法滞留。

　　“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她说。她没有想到并感慨的是，此后不久，中国越来越开放，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甚至赴国外受训的越来越多，原来与她搭档双打的李心意不久也去美国接受训练。傅众也有同样的感喟:“她哪怕晚走半年，就能赶上国家送运动员出国训练比赛了。”

　　留在美国的胡娜，一直受伤病困扰，严重影响到训练和比赛，“职业”梦十分艰难曲折。她真正开始打职业赛并拥有世界排名是留在美国3年之后。1985年，23岁的胡娜参加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并且在温网赛上闯入了第三轮，其职业生涯最好排名进入了世界前50位。

　　“当我站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比赛时，心里很激动。因为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胡娜说，更令她难忘和感动的是，在温网杂乱的现场，她听到有人用汉语向她大喊:“胡娜，加油！”“听到这声音，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1992年，胡娜因伤告别球场，那一年，她29岁。

　　1986年，第10届亚运会在韩国汉城举办，正如预料的，我国网球运动的突破最先来自女网。中国获得女子团体和女子单打两项冠军，结束了我国网球在亚运会上无金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