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萍郭勇本报记者陈宇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为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由美国学者戴谦和（DenielsheetsDye）始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该博物馆首开西南现代博物馆事业之先河，最早把西方近代博物馆的理论和模式介绍给西南的学术界，西南文博界之文物收藏、研究亦开端于此。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已成为国内大学博物馆中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现有各类藏品四万余件，丰富的馆藏因“综合性强、精品荟萃、地方特色浓郁、异彩纷呈”而享誉海内外。

　　华西科学考古的“洋先锋”

　　四川的古墓、石阙、摩崖，以及寺庙内的古代塑像和壁画，古朴的民俗，优美的山川，众多的民族文化，深深吸引着华西协和大学的外国教员们。

　　美国人丹尼尔·大安，来华后取名戴谦和，当地人很少叫得出他的英文名，而“戴洋人”的名号却人人皆知。1906年，少年戴谦和来到四川，不久后就能够自如地运用成都土语，将辫子叫“毛杆儿”，结婚叫“配亲”。戴谦和教授潜心于寻访巴蜀古迹，发掘遗址、古墓。在他的努力下，华西考古学渐放异彩。

　　葛维汉（D,C.Graham）教授则深入边区，足迹遍及苗、羌、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先后进行了14次夏日探险，广泛采购民族文物，使民族学标本成为系统的资料。

　　按当时中国政府的《采掘古物规则》、《古物保存法》，华西大学为一私立大学，采掘古物也不在许可之列。而且，确实有一些“贪婪”的“洋人”，采用盗窃和摧毁我国的部分文化遗产。但是从客观上，葛维汉、戴谦和等人的研究活动，在开辟西南考古学、西南民族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积累了有价值的成果。

　　揭开“三星堆”考古序幕“三星堆”的发现，始于月亮湾农民的偶然发现。1929年春，燕氏祖孙三人在自家挖出400余件古物。因当时坑挖得太深，燕家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也许是为了“折财免灾”，除自留了部分外，燕家将大部分“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邻朋友。

　　当时，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家购得4件“价值连城”的玉器。消息传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真假莫辨。

　　1931年6月，戴谦和、葛维汉等人先后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在征得县长罗雨苍及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后，准备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掘。

　　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

　　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1934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而当时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四川大学古物博物馆雏形

　　葛维汉、戴谦和率先在中国西部建立第一个博物馆，是华西博物考古的奠基人。1914年戴谦和在华大筹办博物部，1932年博物馆正式成立，葛维汉被任命为馆长（任期1932～1941年）。戴谦和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梦想家，葛维汉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收藏家，两个训练有素的人，配成黄金搭档，共同开发这座博物馆。当时博物馆有标本6000件，大量的古物，经科学的分类，向公众开放，每年前来参观者不少于6000人。

　　1941年郑德坤主持馆务，又聘请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等共商馆务。

　　郑德坤，人称“四川考古学之父”，这位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博士，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他对馆藏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介绍四川丰富多彩的文化。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的美军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

　　经数代中西学术人的收录，到1951年华大古物博物馆陈列的标本已达3万余件，收罗古物文物至1950年达3万余件。分为三大类：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古物上起史前石器，下迄明清金石书画，应有尽有。边民文物，包括羌、彝以及摩西、摆夷、开钦等民族器物、文物。西藏标本尤为丰富，曾有外国报纸誉之“世界各博物馆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