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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葛红兵之后，上海的知识精英继续在批评易中天的《品三国》。比如张汝伦说，学生要看看不懂的书；许纪霖说，易中天的文字写得粗糙，但这话说得都太客气，从根本上应该说，易中天的书不能称为教授写作。

　　文化从精英到大众是民主社会的一种现象。原先，社会的文化是在少数贵族的手里，这些人专门雅玩文化，所以鉴赏力就越来越高，选择性也越来越强，而民主社会是人生而平等，文化也不能允许只是少数人的事，所以大众介入文化的领域，并享有了文化消费的权利，但又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很细的社会，隔行如隔山，而大众文化平和了各个专业间的隔阂，让不同专业的人都可以在其他专业范围客串一下，所以从文化消费领域来讲，大众文化最终变成了一种文化工业，易中天的《品三国》就是这种文化工业的顺产儿。

　　其实从易中天现象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特点。现代社会承诺，人人生而平等，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大众文化毕竟成为了民主社会的自由市场，社会无法去压制它。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制度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宏观调控，比如易中天的《品三国》很生动，我们就可以称他为著名的“说书先生”，如果讲到生动得无人可比，那么社会可以给他一个“说书大师”的头衔，但不能介绍他为著名教授。易中天可以在大众传媒上讲他的《品三国》，但不能在大学课堂，甚至不能在中小学课堂上讲他的《品三国》。

　　所以，在“易中天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易中天要改，而是学术制度要改。不是说易中天写这个书不对，易中天可以继续火下去，他的书继续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一个大众文化工业的年代，这是一个很民主的现象，而对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易中天的《品三国》销售60多万本的数量其实并不多，还应该要翻几番才合理，知识精英也不必看着易中天的几百万稿费就眼红，这些稿费都是易中天应该得到的回报。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如果大众传媒不完全是娱乐化的，而是能让知识精英介入，就社会的各种问题予以争论，而这些问题又是与每个公民切身相关的，那么听众还会少于易中天的《品三国》吗？美国作家写的《白宫里的白痴》不一样是畅销书吗？

　　(原载8月10日《东方早报》，作者王南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