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民间开讲

　　正在频繁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讲座”，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民间性，并且业已成为民间声音的聚集地和多元文化的讲习所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巴黎和纽约，那里仍然是全世界作家出版的圣地”。《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余中先沉浸在遐想的快感之中，他正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做题为“世界文学格局与法国文学的地位”讲座。

　　此书店位于圆明园东北角，股东是几个在媒体任职的年轻人，讲座免费向公众开放，吸引了公务员、大学生，以及看上去雅痞模样的公司白领。人们听讲时通常都是梦游般的松弛表情，夹杂着偶有捕获时的心领神会。

　　民间讲座四面开花

　　黄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如今任职一家网站。这一天，她提早挑选了一张离余中先最近的桌子，还不忘带了一瓶强生婴儿驱蚊液，“院子里蚊子太多”，黄颖不太好意思地笑。这个文气的女孩尝试过从中国美术馆骑自行车来这里听讲座，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

　　黄颖喜欢讲座的现场感，“那就像是看画册和看美术展览，听CD和听音乐会的区别，很有刺激性”。她至今怀念在北外读书时由该校教授吴青组织的讲座，那种修养与活力恰好是她成长经历的一笔财富。

　　在媒体任职的李为更加执着，除了下雨，几乎每场讲座必到。他喜欢在这里不近功利地思考和谈话，因为能够“把生活这个无赖的孙子剔除出被它整日占据的头脑和内心，让物质和焦虑填满的内心，暂时逃离地狱！”听讲座时，他经常感慨“原来问题也可以这样考虑！”而这里的思想激荡并不是单向的，李为说，符合自己口味的就听，可以反问，也可以打盹。

　　单向街院落俨然成为北京的一个时髦而开放的公众思想集结地。

　　而在中国大城市，类似这样的民间讲座野生野长，大都是公益性质，演讲嘉宾甚至需要自己负责交通费，举办者租借一个场子，几杯清茶便可以开讲。

　　其中，民营书店和民间读书会是主力，杭州枫林晚书店、南京先锋书店，其人文讲座几乎将本市乃至过境的大学者一网打尽，深圳物质生活书吧讲座更是聚集了张五常、李欧梵、龙应台、白先勇等大家。

　　在城市中心文化之外，纯草根的民间知识分子也在自行开讲，北京、天津等以附近住户为主的“家庭型讲座”已经持续经年，其内容从西方哲学到易经研读，包罗万象。“民间讲座成了新的知识策源地，这是知识传播细分的结果。”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旭东介绍。他即将于8月13日在单向街书店开讲“日常生活中的平静与神奇——从《浮生胡言》说起”。

　　北京顺理成章地生长为民间讲座的集大成地，学术交流之余，不乏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北京三味书屋的“公民半月谈”讲座，有“的哥”维权专题，也有“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政治发展”内容；北京“乌有之乡”书吧，“中国两级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出路”成为最新话题。

　　个体兴趣的面对面沟通

　　“中国非商业性思想文化的交流，绝大多数是聚集在学术机构及一些圈子内部。大学毕业以后，如果没有置身上述机制中，就基本中断了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需要并没有消失。”在媒体工作的李为认为，民间讲座满足了一些人自我思考的认同感。正是一些言论和思想在公共场合无法顺畅沟通，参加这类讲座能够宣泄和传播，满足了一些人在思想碰撞中“砸你家玻璃”的心理。

　　而多样性的民间需求决定了民间讲座的庞杂。“现在的讲座更沉静，以前大家被整个社会的气氛带着走，都是小规模的知识聚会，这一段（萨特热），下一段（先锋小说热），现在则出现了细分，公众空间里，人们的需求面特别具体。很少再有一个大家齐刷刷奔着一个热点去的现象。”胡旭东认为如今的听众，心智都比较成熟，更加关注自己。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读大学时恰好是80年代，他认为那个时候是“文化大补课”，见什么吸收什么;如今的文化传播发达，人们像已吸水的海绵，在余留的空间里，只吸收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他对民间讲座的效果尚存疑虑，因为不晓得听众的专业水准和价值取向，但他仍欣然接受民间开讲的邀请，因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道，人的生活价值就在里面，你所关心的领域，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跟着关心。”

　　更多的民间讲座嘉宾并非是常在大众媒体露面的人，甚至是普通人。“这正是民间讲座的特点”，“天下讲坛”组织者侯笑如认为，“算不上主流，但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发言的渠道”。兰考县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受邀成为“天下讲坛”的第一位农民演讲嘉宾，张砚斌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因为这既不是向领导汇报，也不是大会讲话。他的目标只是卖大米。不过张砚斌对讲座现场，北京盒子咖啡吧的氛围感到满意，“很轻松，大家都像朋友一样，可以随便说话。”

　　“民间讲座更加强调分享”，“天下讲坛”的另一位组织者康雪介绍，其话题都是开放性的，演讲嘉宾和听讲人都要互通姓名，主讲与互动交流各占一半时间。

　　民间知识分子在这种互动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乐评人颜峻曾应邀在单向街做了“聆听的艺术”讲座，颜峻说，自己的领域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大众媒体去说，比如央视的“百家讲坛”，“他们不会找我，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虽然颜峻认为北京中关村是一个有知识没文化的地方，比如这边相当一部分听众穿戴“特别硬，又干净，又难看，没有美感”，而且仅对知识点特别感兴趣，提问又大又空，颜峻不喜欢这种“特别爱思考”的类型，但他仍然十分享受民间讲座的拉杂体验，享受着处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人的不同反应。

　　颜峻也常常在圈子里开讲，但是因为朋友之间特别默契，听不到反面的意见，而在民间讲座上则会出现令人惊讶的思想碰撞，有时“说出来的话会得到无法想到的反应”。颜峻认为，这种反馈对一个信息的发布者和创作者至关重要，“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原生态，创造了演讲人与普通人近距离的沟通环境，彻底改变了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

　　多元价值的坐而论道

　　民间讲座的西化和中化，都不过是个人修身养性、智力思维训练的殊途同归

　　★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个体时代的舒展空谈

　　“单向街书店”坐落于圆明园东北角，这个“见证过无论衰败还是昌盛都最终化为土、树、水、草的地方”，从北京城中来，需要经过中关村淘金般的热流涌动，深深地拐几道弯，走过左右几间咖啡馆，眼前是豁然开朗的用竹排圈起的院子，撒满了碎石子，时髦简约的帆布椅和透亮的玻璃桌散布在树荫下，仰头便是许多鸡蛋大的青果。

　　而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在这种精致的院落里飘荡起来：诗人西川在春天的凛冽中放声朗诵着诗歌；写过《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查建英，饶有趣味地观察着年轻人对于80年代——其父辈年代的怀旧情愫；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身着盛装，郑重地如同去白宫赴晚宴，她凝神倾听人们对其新作的评判，在小说中她对革命事件有着诙谐的调侃乃至宽大为怀，但在讲座上却寸土不让，为自己新近爆发的幽默感认真辩护；先锋导演张广天，则做了“理想的当务之急——主题讲座暨吉他弹唱”，他轻松地在乐声中调动全场，天落雨了，人们纹丝不动，赞许或是大声质疑，各种情绪和思路热烈出演；翻译家余中先则气定神闲，一杯清茶旁，余中先语调温和地陈述着当代法国文学的没落;“上个世纪80年代，萨特去世后，当今的法语文学已经没有一个摇旗呐喊的引路人。”

　　这种自然、休闲的漫谈就像是单向街的创始人之一，《生活》杂志的联席出版人许知远若干年前在美国城市之光书店，看到的一个诗歌朗诵会。2006年3月，单向街的第一场讲座便以诗人西川开局。“我希望当人们想起单向街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更注重朝气，没有那么强的立场感。”身着洁净的白色衬衣，披着染烫过的长发，许知远不无骄傲地把讲座听众定位为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认为讲座首先是智力上的某种训练和逾越。而单向街讲座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艺术、建筑等主题覆盖了一个人自由教育的各个方面，“从任何一点切入都会有所裨益，凡是对智力有启发性的，都可以来讲。”

　　许知远觉得，个人的丰富性和独立性的增强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喜欢那种空泛的责任感。个人完全被社会责任压倒，或者完全被利益压倒，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听众李为也是这种个人格调里的一部分。“用自己最舒坦的方式坐下，想听就听，想看书看书，想独自冥想就独自冥想，谁都无法强制你，谁都懒得打扰你，谁也不打扰你，谁也都怕你打扰。”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曾经来过单向街，他对这里的印象是有些时髦，有些学术，但又两边都不靠。许知远认为，是书店创办者们为其注入了鲜明的性格，这也反映到时尚休闲氛围的塑造与讲座话题的庞杂，“知识本身就应该成为某种时尚的东西。”许知远希望单向街讲座更城市知识分子化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确实都残留着一些小农气息。”

　　多元思想的悠游发酵

　　网民“石头”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农民状态。他租住在北京郊区的村庄，其参与的“不求甚解”读书会从2002年起，坚持每周六晚8点到11点开讲，截至7月末，已经举办了152期了。常来听讲座的人有30左右，除了个别成员住在城里，大都是租住在村里的住户，石头介绍“没有头衔的很少”，有北大、清华教授，有成功商人，甚至包括哈佛工商管理学博士。大家选举了村长和秘书长，每周五，村长会将本周话题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大家，不来还得请假。事实上也很少有人请假，“有的人离了讲座都活不了”，石头介绍，还常常有香港和台湾的朋友专程赶到村里听讲座。讲座并不拒绝外人，但是也不希望规模扩大。

　　讲座是在村里的书坊进行的，专门为此翻盖了房子，添置了投影仪和音响，方便放幻灯，这里永远免费供应着普洱与毛尖，甚至设了客厅，摆放了有味道的中式家具，供讲座结束后赶不回城里的人免费居住。

　　讲座嘉宾，都源自各人的圈子，石头表示，只要想请的人一定请得到，而且“绝不付费”。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在这里讲过中国传统文化，故宫研究员谈鉴宝，因为路途太远，请不来老先生，读书会就请他们的弟子，比如著名收藏家王世襄的弟子。石头印象最深的一次讲座主题是嘉宾教唱昆曲。讲座结束后，大家还要热烈讨论一个多小时，再换个地方喝茶喝酒。

　　为了维持讲座运转，起初大家也主动交点会费，但是有时也“吃大户”。想来讲的人很多，讲什么都可以，易经算命，历史、地理、美术，由于讲座主题太多，已经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他们有自己的讲座标准，为此村里否决了邀请司马南来做讲座的提议，因为“文化的含量还不够。”不过，“不求甚解”讲座并非场场都精彩，有时意犹未尽，大家就自己上去讲，比如谈自家的收藏，“每个人都有一些可以和别人分享的东西”，但不能够纯粹谈自己的专业，比如研究天体物理的人讲的是“达·芬奇密码”。

　　“不求甚解”读书会最近的一期讲座是“如何利用多媒体建造博物馆”。石头把村里的讲座看作是中国一种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模式，想象孔子当初就是这样教育弟子，他认为听讲研讨中形成的一些大胆的、观念性的东西，作为人们一种智力思考，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用得着，因为“如果绝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保留和聚集的东西会更强。”民间讲座最好地保存了民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是一个短时间内聚集、传播知识的最好场所。石头自我评价。

　　公众沟通的双向快车道

　　民间讲座为想讲的人、想听的人、想促成这种思想对接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平台和想象力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刘芳

　　演讲者的公众平台

　　“我每次都培训这个（动作：两手食指相击，其他手指依次加入，直至手掌相击，声音渐响）。这就是‘团结就是力量’。人家问吴青你要多少钱，我说我真不在乎钱，我就要这个讲台。”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手势生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要有人请，她逮着机会就讲，包括工厂和农村。

　　“购米包地”的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曾经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希望通过自己的推介，使城里人能够直接认购农村生产的无公害大米，至少包半亩地的大米产量。这样的话，人们吃上了放心米，农民也受了惠。她主动联系了“天下讲坛”，因为在大学里做讲座不过是一个科研话题，而在民间讲，“什么人都有，影响面更大。”况且这种形式直接见效，在北京盒子咖啡吧，何慧丽当场就与听众签订了好几份合同。

　　“天下讲坛”成为了公民讲座的典范。这是经过彻底改造的结果。2004年初，康雪接手讲座，当时全国正在大谈养生，“天下讲坛”也在举办健康讲座，看到20多岁的年轻听众闭目养神，康雪感觉“很不舒服”。她与在出版社任职的侯笑如一起进行了改革。并从此将天下讲坛的主题定位为“公民教育”，她们请来了在甘肃任教的美国青年丁大卫，请来了保护北京胡同的华新民，探讨传统服饰文化的拯救、艾滋病保护、新农村建设等。

　　“我们的话题确实比较广泛，但是社会现实就是这么丰富。我们本身不想只研究一个领域的问题”康雪介绍，这就像艾滋病问题一样，其实所有对社会领域的追问都来自民间，最后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民间的事情不能够全指望政府来做，公民应该有自己的责任，要长一只“观察社会的眼”。

　　听讲者的精神大餐

　　“民间讲座的听众有共同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对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关注和思考，有一种兴趣和爱好。”从2003年9月起，北京“乌有之乡”书吧的主人范景刚开始了自己的公益讲座。其话题主要围绕社会经济。

　　范景刚认为，如今的社会格局正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传统经济学思路单一，他希望“乌有之乡”能够把现实的各种思考汇集起来，形成“思想上点对点的相对均衡”，使得人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基于这个宗旨，范景刚邀请的大都不是人气最旺、常常在媒体露脸的大众型专家，更多的是有自己独到研究和思考的相对沉寂的学者。其听众有高级知识分子、白领、老干部，包括无业游民。

　　60岁的退休干部冯宝英来自上海，她是来京帮女儿照顾孩子的，每逢周末她都会“请假”来“乌有之乡”听讲座，想听听各种角度的观点。“我就是想了解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现在遇到的这么多困惑可以如何解答？”。她在“乌有之乡”获得了久违的理想氛围：“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冯宝英大声地对记者念着“乌有之乡”的座右铭，她将其称为“精神大餐”。

　　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孙子、毛泽东管理思想专家李凯城是“乌有之乡”今年7月的最后一个讲座嘉宾，开讲《常胜军魂——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代价值》。天气闷热，仍然不断有人赶来听讲，一个个汗湿的背影悄悄寻觅着空位落定。

　　李凯诚讲述的是现代企业如何利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问题：比如怎么防止叛军、叛将；“狼性”是怎样养成的？民主管理的价值何在？以及毛泽东的育人之道等。现场气氛踊跃，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李凯城认为，在民间做讲座相对更加随意。他还数次延长讲座时间，希望能够再多讲几点。范景刚不得不在主持时限定了提问，诸如“人民战争还灵不灵？”如何评论电视剧《亮剑》等。

　　“乌有之乡”目前仅能够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而范景刚认为，实现社会多元化的理想是社会运作的综合结果，他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并享受身处其中的快乐。

　　聚沙成塔的力量

　　尽管处境困难，民营讲座的影响力还是与日俱增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刘芳

　　“民间讲座大家都在推，能推一点是一点。这就是力量。自下而上很有力量的，因为它是自发的，它是真需要，这就是社会责任。”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作家冰心之女吴青快人快语。她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法制、爱心、诚信，整个中国都在呼唤真、善、美，但求索是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不说话，现在大家遇到事情都是捂着眼睛，一会儿探出头来看看，问‘过去了吗？’”

　　吴青认为，现在的民间讲座组织者比上个世纪80年代更加不易，但现在的讲座参与者也相对更有责任感。

　　“理想主义的‘病’像隔年的老草根，哪怕有一丝春风春雨都会不自觉的暗自发芽生长。总会找机会，在不妨碍自己继续市侩和现实的情况下，满足一下自己理想主义的内心。”媒体人李为解释自己听讲座的理由。而每次听讲座，他都会或多或少买些书，生怕讲座组织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倒掉。

　　不过，即使是有着大家的鼎力支持，民间讲座还是面临着生存难题。“天下讲坛”组织者侯笑如告诉记者，由香港社区伙伴提供的资助明年初就到期了，已经持续了三年左右的“天下讲坛”是否能够继续维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虽然讲座所需的费用极少，而且“可大可小，几百块也可以支撑。”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在自己的网站上打出了广告，“本书社有面积约六十平米的讲座场地，精装修，桌椅、音响、投影等设备齐全，适合会议、培训、教学等用途。”能够容纳六十多人的“乌有之乡”讲座室常常在周末座无虚席，但在非讲座时间却耗费着写字楼的高昂租金。

　　“民间讲座的缺点就是不会很稳定，可能无法坚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一定时间里发挥了作用。”天下讲坛组织者侯笑如总结。

　　尽管处境困难，民营讲座的影响力还是与日俱增。“天下讲坛”在谈“告别开发商——北京旧城的另一种出路”话题时，有上海的网友看到讯息，电话打到讲座现场咨询。其组织者康雪表示，就这样慢慢做，大家关注的问题，总是会逐渐改善，因为社会总归是会越变越好，而健康的社会是具备多样性的，“只有看到一种多元的社会，心里才会放松。”康雪表示。

　　乐评人颜峻对民间讲座的前景还是很乐观，因为无数这样的民间讲座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一次影响50个人，100次就能够影响5000个人。“在这个普遍缺乏热情的时代，有机会互相沟通支持，做这样的事情很高兴。”

　　吴青选择了挺身而出，他说“我觉得必须讲，这是我的责任。”活跃在民间讲座的同时，作为人大代表，她给自己规定每周二下午接待选民，并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吴青说，要接过爸爸妈妈参加“五四”的火把。”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按照宪法一条条做，通过讲座告诉人们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影响一个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