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一名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送到医院后，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支付不起医药费；公安和民政部门认为犯罪嫌疑人不在救助之列。为挽救其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消息见报后，引发诸多质疑。

　　毋庸置疑，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公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生命权。记者帮垂死的犯罪嫌疑人垫付医药费，是一种毫无争议的善举。然而，此举却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说，在家属无力负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救助重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政府承担，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这样做是越位；也有人称，记者只要把报道做好就行了，这样做有作秀嫌疑。

　　从人性和道义上来说，面对危在旦夕的生命，任何人都有义务去挽救。在这种危急关头，采写新闻的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个记者，其勇于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一个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理应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一个犯有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同样享有生存的权利，理应得到救助，而不是被社会抛弃乃至等死。退一步说，即使他将来被判死刑了，但在被正法之前，仍应得到救助，这彰显我们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在这一问题上，记者用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自觉“弥补”了相关救助制度的缺位。

　　义举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赞颂，这不仅让记者寒心，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质疑声中，我们“读”到了一种“生命的冷漠”，这种冷漠令人不安。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垂危的生命无助地死去吗？

　　显然，如此“生命的冷漠”，源于一种狭隘的生命救助意识，认为危害社会的“坏人”不应该得到社会的救助，他们的生命权不值得尊重；也折射出一些人社会道德的危机。记者白润岱是好样的，他那种救助是救助了最需要救助的人，他的善举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品质。（《江西日报》作者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