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凶铃”响起
然而，陈思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三年里，这位憨厚的汉子被人赞美过，也被人骂过；曾经满怀希望和憧憬，也曾苦恼地要剃度为僧；他是英雄，也是平凡的普通百姓；他帮人疏解忧愁，却难医自己的心病；他尝试过放弃，却忍受不了良心的自谴……
“我的心理是在电话和手机短信中成熟起来的。”陈思苦笑。2003年10月，在他成功救助后，媒体蜂拥而至。“我只是在双休日，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助自杀者，但记者的报道，却让我的电话和手机成了全国热线。 ”
家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让陈思无法安静。一些在大桥上捡破烂的人发现了自杀可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陈思：“你快来救一把！”
甚至经常出现“午夜凶铃”：一家人熟睡，电话铃声大作，有人告诉他：“我在某某地方要自杀啦，你快来救我吧！”这其中的电话，有的是从大连的海边打过来，有的是从另一个城市的大桥上打过来的。
除了电话，手机短信数量直线上升。短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借钱的，有寻求心理咨询的……陈思粗略估算了一下，“每天至少有两百条”。接连不断的短信造成的结果是手机频频“死机”。“看上10条，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手机就自动关机。”为此，他用坏了四部手机。“发短信的人不知道，有人还特意打来电话骂我，说：你现在出名了，牛了，发了那么多短信都不回。
曾经有位脑科医院的主任接连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也足足训了一个多小时，“他责问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搞心理咨询，并扬言要告到工商局，取缔我在大桥上的救助点。”陈思给训得莫明其妙，“他当我是在大桥摆摊设点的小贩了。”
陈思原以为，自己救人总归是做好事，不求人全力支持，也能落个“理解”。“但很多人以为我每周上桥，肯定是有好处拿的。怎么解释，别人就是不信。”陈思最初的时候是乘公共汽车往返大桥，来回一趟将近两个小时，爱人担心他长时间徒步巡逻吃不消。于是在2004年5月，花了一年的薪水6000元给他买了辆摩托车。
“结果就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名义上做义工，实际上不知道捞了多少好处。原来是走路的，现在开上了摩托车，肯定是政府奖励的。”陈思说他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别人问车是不是政府奖励的，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这样一来，这些人反而满意了，最后还送我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那么二百五嘛！’”
仅仅是些看客说说闲话也就罢了，陈思苦恼的是一些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反感”，因为他的救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他们的工作，为此，陈思几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吃饱了撑的”。
烟花过后
陈思失望过，但这种失望很快被不断被激发的责任感以及膨胀的自信心所替代。媒体密集的报道，从纸媒体、电视到网络上普遍呈现的赞赏之声，不断促使他超越底线。
双休日不够用，他开始占用其他的时间；大桥的舞台不够大，他办起了网站。在2004年元旦之前，他甚至开列了一系列庞大的计划：3月1日正式开通网站，“心灵热线”由义工轮值24小时；5月1日前完成“救助工作室”、“救助基金”，有纪律的“义工站”；7月1日前努力配备救助用品、大桥高危段的安全设施；9月20日前创办一场大型“预防自杀，珍爱生命”歌舞晚会……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他所列的大部分计划，都没有实现。即便是那个在网友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心理咨询网站——“心灵港湾”，也因为自己无力承担每年一万元的服务器占用费，早早夭折。
就像一束绚丽的烟花，瞬间灿烂之后，将是长久的沉寂。
“很多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显现出热情，遗憾的是，这样的热情持续不了多久。”陈思有个记录，上面登记着所有报名参加大桥救助的志愿者，“报名的人很多，但真正上桥的没有几个。”
声援者数量直线递减，需要救助者数量飞速上升，陈思的压力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
救下来的自杀者中有许多是因为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才走上绝路的。救下来，陈思就不能撒手不管，或是给点路费，或是找个旅店安顿一下……陈思一直试图成立一个基金会，吸纳社会的帮助。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国家规定，他要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掏出一笔钱来放在账上。但问题是，没有基金会做保证，没人愿意捐款给他——至少，他曾因此错过了一笔巨额的捐助。
2004年元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陈思的报道在香港播放后，“富商霍英东的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说霍先生看了报道很感动，有意捐款用于大桥救助。”但因为陈思没有合法接收的手续，这笔捐款最终转给了其他的慈善机构。
2006年初，南京市团委为陈思申报参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时，陈思算了一笔账：2006年元旦之前，他花在救助上的费用是6.9万元。对于一个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的家庭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时候被大家捧得太高，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好一切。”等到陈思意识到，再如此支撑下去，将会将自己的家庭拖入困窘时，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
陈思开始考虑放弃。
“垃圾桶”的困惑
费用难以为继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当他接触的自杀者越多，就对自己的力量越没有信心。
陈思发现，自杀者也分很多类型。有的是一时想不开，有的却是因为走投无路。对于后者，尽管陈思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原先的困难和苦恼。“很多困难和苦恼，我根本解决不了。”
几年前，安徽滁州的李大姐的丈夫遭遇了一场车祸，儿子因目睹父亲的死亡从此染病。抢救不及时即有可能死去。李大姐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
陈思是在大桥上救下了这对母子。死亡擦肩而过，但生活的困厄并未就此消除。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先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忙卖掉她的肾脏。我说这个忙我无法帮。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发现情况更糟，不仅生活更加困顿，因为连续劳累，她自己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思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七八百元，“现在除了安慰，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她。”
“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陈思说，“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像一个自杀者讲的，我救了他们，让他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他们多受罪一天，多丢脸一天！”
这种价值上自我否定的困惑一直纠缠着陈思，在2004年的上半年，他的心理也近乎崩溃。尽管他照样在双休日奔波在大桥上，照样巡逻、救人。
陈思说他记得，他当时还在网上的一个佛教论坛里，写了一首诗，“大概的意思是，救人是救不成了，我只有到寺庙里做个超度亡灵的和尚了。”陈思说，他当时失望到已萌生出家的念头。
事实上，早在此前很长时间，就有一位教授曾经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情绪。
“他说，当我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时，一定要学会定期清理。”教授告诫他，作为“垃圾桶”，他个人的“容积”也是有限的，“否则不仅垃圾桶会崩溃，里面的垃圾照样会溢出来。”教授还给陈思举了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自己的心理也随之恶化，最终选择了自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我也落得这般下场。”
老方丈的禅语
有一天，在和妻子大吵一架后，陈思决定放弃自己的“大桥救助”。
那个双休日，他没有上桥。然而，待在家里，他也坐卧不宁。“我总担心，我不在桥上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跳桥。”此后的连续几天，陈思天天买来报纸，查看是否有人跳桥的新闻。长时间救助使他形成的使命感，不断折磨着他，“一旦想到一个家庭可能永远失去一位亲人，我就发疯似的难受。”
每个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陈思的“软肋”是他对缺失的亲情的依恋。陈思的母亲是在他7岁那年离家出走的。自此以后，这一直是他的心病。
陈思说他一直以来，只要看到电视里关于亲人死亡的情节，他都会流泪。上桥会痛苦，不上桥仍然痛苦。休息了一个星期后，陈思还是重新上了大桥。
驱除了不上桥的负疚感，但陈思依然无法清空自己的“垃圾桶”。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方丈。
2004年的下半年，一位朋友去栖霞寺为死去的家人做法事，邀请陈思相伴。
法事的主持，是栖霞寺的老方丈，77岁的能艺和尚。法事完毕，朋友让陈思和老方丈聊聊天。陈思从头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说了很多，甚至把很多自杀者的经历也告诉了老和尚。”陈思说着，老方丈就静静地听着。
“孩子，没有什么可苦恼的！救了那么多人，你已经是菩萨啦，够了。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就尽到了！”老方丈的话不多，但却令陈思原先犹如重甲般的种种烦恼，全然落地。
陈思如释重负。再度上桥，心态轻松了很多。
守望者的新底线
2004年8月初，“陈思救助工作室”。
陈思将自己的一个房间，作为专门接待的工作室。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一家公司有意捐款给他，并寄来飞机票。尽管没有谈成功，但陈思的情绪不错，“没关系，这些事情急不得。以后还会有机会。”
心态变了，人的状态也变了。
“救助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仅仅靠一个人的能力，担负不了。我以前压力大，是因为我总是想挑起整个的担子，如果硬扛下去，我自己也会垮掉。”陈思说，正如老方丈说的，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关键是“尽力了就行”。
“到了哪一步，你会放弃上桥？”
“如果哪一天我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了，我会放弃的。”陈思想了想，“但是，只是暂时停止，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会上大桥。”
“就像挑担子走远路，累了就歇一歇，歇好了继续上路。”陈思说，“不过，对我而言，救助不是负担，而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当生活归于平静，陈思似乎又做回了刚上桥那会儿的陈思。
200 万
我国每年自杀未遂人数为200万。
28.7 万
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28.7万，其中一次成功的为21万。
2 分钟
我国每2分钟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第5 位
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51 %
我国自杀人群比例构成：女性占51%，男性49%；老年人自杀现象值得重视，虽然数字不多，但比例高；小于20岁的占26%，20至29岁的占38%；大学生占50%，未婚的占60%；有收入的占45%，学生其次；未就医占70%。
(数据来源：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2005年)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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