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过

　　易中天现在人如其名，“如日中天”了。《三联生活周刊》拿他做封面人物，给了他一个封号：“学术超男”。“超男”从“超女”引申而来，是说其现在的人气之旺；“学术”呢，还是承认他是学术中人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稍稍了解易中天学术背景的人，都应该承认，他不是突然间大红大紫——“蹿红”，而是渐红，走红自有其走红的道理。

　　1997年10月，易中天出版了《读城记》。这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概括力相当强，捕捉感受、文字表达能力厉害，很会抓关键词、抓问题。如他写广州开放时间远比上海长，但为什么广州远不如上海“西化”呢？那时笔者刚从上海毕业到广州不久，也有此困惑与感受。且看易中天怎么说：“广州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广州是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纳，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讲清楚了。记得那时笔者撰文向读者推荐他这本书，登在1998年4月，当时广州日报周六新推出的开卷版上。文章发表后，给他寄了一份，他来了封信——信中夹了张名片——表示感谢。

　　后来听到他的故事就比较多了。讲课如何大受欢迎，研究生毕业后如何受当年的武大校长刘道玉器重，以讲师职称出任中文系副主任，后来又是如何从武大“出走”到厦门大学等。易中天的“传奇”，首先是在学术界，那时他已经有三部学术专著问世：《艺术人类学》、《<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论稿》、《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看其《盘点李泽厚》，你就能明白他做学问时用力之勤，追求之高。如同余秋雨，都是先在学术上站稳了脚跟，然后渐渐扩展到读书界。

　　这十年，国内许多大报刊，有他开设的专栏；除《读城记》外，他的著述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帝国的惆怅》……这些书，涉猎的知识面相当广，表达方式又通俗易懂。所以，有人说，他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以“个体—家庭—城市—国家”为线索的结构体系。这些著作表明，易中天是有很大的学术野心的。

　　这之后，就是大众知道的，因为央视“百家讲坛”上说《三国》，因为书稿拍卖破纪录，易中天真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光芒四射。不错，他的蹿红，确实有央视的放大效应；有中国人确实喜欢听人说“三国”故事的大背景。但是，你也得是那个“料”，才“火”得起来。

　　易中天的评说《三国》，如他所言，“是介于史学和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形态’，即‘历史其里，文学其表’。不编造（或创作）故事，但将历史上有记载的故事适当‘文学化’，让它们更加生动鲜活。前者是和《三国演义》不同的地方，后者是和《三国志》不同的地方，所以是‘第三种形态’。”所以，如果某个历史学者，指出他的评说中有“硬伤”，他又会“接招”，引经据典，证明自己。至于指责他非历史专业出身，所以不专业，我倒觉得，他这个大学教授的职称，又不是靠说历史名声换到的，没什么的。

　　他的访谈中，有几句话说得好，他不是在普及，这让他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他是在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三个对接，建立在他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中国学术的思考上。在学术日益被市场边缘化，专著、论文越来越成为评职称的“敲门砖”之时，易中天开始了他人生的“大突围”：从书斋突围出去，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这本质上和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没什么区别。这未尝不可视为学术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一种有益尝试？所以，人们才说，看易中天说《三国》总比看“超女”好吧？——因为他，不知道又让多少人重新捧起了书。网络上有句话说得好，人民需要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