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8月11日报道，天津港集团为农民工推出廉租公寓，农民工只需每日交纳一元租金即可入住条件不错的公寓，集团为此付出大量补贴，农民工却热情不够，导致公寓经营难以为继。

　　针对农民工的廉租公寓并非独此一家。长沙市政府去年就曾推出“民心工程”农民工公寓，但由于对入住身份的苛刻限制，竣工7月后却无一人入住。与长沙的情况不同，天津港的“一元钱公寓”由于明确针对为集团打工的农民工，没有附加其他限制，集团付出了不菲的补贴成本，公寓经营方也做好了微利经营的打算，为什么农民工的热情还不高？这并不简单是低估或歧视农民工需求的问题，而是对农民工的需求隔膜和不了解，这种隔膜又是由于在公寓立项、决策过程中缺乏农民工参与的机制造成的。

　　从“一元钱公寓”的结构和设施看，每间房8人、有独立卫生间、电视、电话等，近于大学生公寓的翻版，这反映了企业和开发商是在用自己相对熟悉的大学生公寓的需求来套农民工的需求，甚至以为是在尽量提高农民工住宿水准。他们注意了洗热水澡、饮水器、书桌、公共食堂、班车这些需求，却不了解农民工对自己洗衣服、带家属、生火做饭的生活和亲情需求，因为这些需求的形态一直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像过街天桥下和棚户区这些地方，企业很难去了解，开发商也根本没有开发农民工公寓的经验。

　　随着社会的发展，关怀进城农民工、呼吁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和舆论时尚，但却也常常停留在时尚的层面上，出台了名目繁多却不切实际又限制重重的改革措施，比如颁发居民证、人性化管理等，往往一时轰动后难以为继。根源则在于群体隔膜导致的武断和短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习惯了“以我为主”去关心农民工，主观地设想后者有哪些需求，不会有哪些需求，想当然地做判断和定方案，把自己的价值观毫无改变地加给理想中的农民工，期待他们通过农民工———准市民——市民的轨迹来完成文明程度的进化；而对他们那些富有乡土色彩的需求和生活习惯，比如养鸡喂鸭、亲属团聚、老乡情结等，却是由歧视到回避、忽视的，对他们实际的生活状况和心灵诉求并不了解也没有试图去了解，“同化”“归化”农民工的心态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根本忽视了农民工进城是一种交流和对话。因此，这种关怀的措施常常是隔了一层。

　　由于历史的原因，想让城市人切身理解农民工的生活和精神需求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做到真正平等、实际地关心农民工需求，现实途径之一是农民工参与的决策机制。就天津港农民工公寓说，如果企业和开发商能够一开始就吸收农民工代表参与规划设计，听取他们的需求，今天的冷场就不会出现。从长远来看，类似“一元钱公寓”这样的廉租公寓，应该由政府、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否则，就可能重蹈长沙农民工公寓失败的覆辙。

　　从更广的层面说，出台任何改善农民工境况的政策或举措，都应采取吸纳农民工参与研讨和决策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而不会南辕北辙。这也许是农民工公寓事件超出它本身的教益。（筲箕凹北京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