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春夏两季，都梁的长篇小说《狼烟北平》呼声日隆。关于此书的评论也越拔越高，有人甚至写出这样的句子：“潜心三载，呕心沥血，交出了他的激情篇章，给当代中国读者，也给世界文学。”一向低调谨慎的作者都梁“忍不住谈了他对《骆驼祥子》的失望”：“……强烈感觉到骆驼祥子写的状态不大对……在‘板儿爷’里祥子是非主流的。”随着牵强附会的对比和挑战之愈演愈烈，笔者觉得有必要就此一辩。

　　文三和祥子：谁是洋车夫的典型？

　　都梁认为笔下的文三更能代表皇城根下的洋车夫，我们硬要否定其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是有失忠厚的。但是，我认为，统计学上的大概率和历史场景的真实性只是文学典型的必要条件而已。在这一方面，文三身上的漫画色彩过于浓厚，作者都梁头脑里挑战权威和忠于历史的意识合力，使文三成为观念大于形象的扁平人、单向度的人。文三就这样与洋车夫典型失之交臂。我倒是更欣赏都梁《血色浪漫》中那个“每天一睁眼就欠车行一百多块”的当代车夫二勇，此形象深得骆驼祥子深髓，话语不多，朴素木讷，却是一个立体的、站得住脚的人。

　　反之，老舍从未自诩塑造了洋车夫的典型。祥子本来就属不同于一般车夫的另类，老舍先生谓之“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可是“坏嘎嘎都是好人削成的”，老舍倾力探询和表现的正是一个好人被各种力量削成坏嘎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舍放下身段和祥子融为一体，也随同祥子的命运载浮载沉。作家强烈的主体精神照亮和激活了这个人物，他或许不代表绝大多数洋车夫，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洋车夫典型。

　　以人物为本和以读者为本

　　《骆驼祥子》和《狼烟北平》都是“以人为本”的，但《骆驼祥子》以人物塑造为指归，除了在大社会中无奈漂泊的祥子、虎妞、刘四爷、曹先生、二强子和小福子等等，无论主次，每个人物都在老舍先生卓具个性特色的语言、神态、心理描写中鲜活灵动，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即使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两个老妈子，曹府的高妈和杨府的张妈，一个能干、圆通、精明而不乏善良，一个狡猾、霸蛮、凶悍。

　　《狼烟北平》的小说人物谱系庞大繁杂，多条线索缠绕并进，可谓声势浩大，夺尽眼球，举凡国共两党地下人员的合作和较量，特务工作的神秘与惊险，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残酷，战士杀身成仁的悲壮，革命加爱情的浪漫，污浊兼混乱的市井，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百姓，尽在作者掌握之中。而这一切，都围绕着读者的需求进行。

　　在此前文学界“反宏大”的声浪中，人们对宏大叙事基本处于审美疲劳状态。由革命战争小说培养出来的大众口味和审美期待悬置已久。这时，都梁果断地将“无限残酷、无限浪漫”的正邪较量、激情革命重新塞给焦渴的人们，于是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小说情节环环紧扣，读者却始终作为一个局外人，注视着故事的起承转合，眼球愈睁愈圆，然后，剧终，人散，心满意足地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

　　风格纯净和杂糅效果

　　鉴于上述区别，《骆驼祥子》纯净，《狼烟北平》杂糅。老舍只是从祥子的视野望出去，忠实地跟踪并书写一粒乡村种子流落城市阴沟的遭遇。都梁则试图用一个文本包纳旧时北平的林林总总，对历史、国族、人性的诸多思考，对读者口味的迁就关照等等。于是，《狼烟北平》不可避免地由“杂”至“混”。京城的风土人情、文化掌故描摹透着京味小说家邓友梅的气息；文三的渊源自然在骆驼祥子，行头和行为方式则是阿Q的；鱼贯而出的各色人等，是时下影视流水线上有待完成的角色；宏阔的场面、复杂而清晰的线索则来自红色经典——俨然北京的世界公园、深圳的锦绣中华，将各种元素、不同风格一网打尽，却绝不能媲美真正的环球旅行。

　　评论者拉上老舍，旨在制造叙述的便利；书商高攀《骆驼祥子》，属于商业销售策略；作者硬要考究“骆驼祥子的状态”，则有点不自量力。广大读者呢，《狼烟北平》当然可看，权当茶余饭后的高雅消遣，而《骆驼祥子》则是非读不可的，因为它会告诉你：什么叫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