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教授说的，我认为是实情

　　■熊丙奇，1972年7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2004年6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年1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近年来，在高校内部冒出一批“业余”人士，对高教制度及其引发的种种怪象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之所以抨击经济学家，是他在一个三年课题“大学制度研究”中的观察所致；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哲学系教授韩水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之所以屡屡就教育问题发言，去年清华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之所以执意要走，乃是一腔学者情怀。身在体制中，要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也难。

　　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

　　增加学科实力？

　　人物周刊：丘教授的批评，你怎么看？

　　熊丙奇：丘教授说的，我认为基本是实情。高校引进人才，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但是，不少高校却把引进人才这一发展学校的手段之一，当作了工作的目的，把引进了多少院士、首席科学家作为政绩。大家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本身，而是一为政绩，二为争夺资源。

　　人物周刊：政绩可以理解，争夺资源是怎样的？

　　熊丙奇：大学校园里，人们对资源的渴求，可以用“崇拜”二字形容。有资源，你就是老大。

　　有三大资源：人脉资源、成果资源、经费（项目）资源。人脉资源，大家都懂，就是关系网络，它对其他两项资源起到基础支持和铺垫的作用。成果资源，指的是你已经拥有的学术头衔，过去曾经获得的各种奖励以及发表的论文、取得的专利等等。经费（项目）资源，是由国家提供的科研经费、和国内外各种渠道来的项目经费。

　　如果没有这三种资源，大学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如果有了，你会如鱼得水。现在争夺的是具有一定成果的人脉资源，目的指向的是第三种资源。

　　人物周刊：以前听说过东部沿海高校从西部高校挖人。

　　熊丙奇：那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逐渐“富裕”起来的高校，除了给学校内部的教师加薪外，还有一个“烧钱”之举，就是纷纷“挖人”，你挖我的，我挖你的，这个许诺给你多少年薪，提供多少启动经费，配备怎样的住房条件；那个许诺给你什么位置，帮你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诸如此类。有的学校甚至将“挖人”看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高校最喜欢挖的是两种人，一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如院士、首席科学家，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在校院士的数量以及优秀科学家人数，可以为学校装点门面；二是在某些学科评审组、基金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教授，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声望、地位获得课题、各种奖励以及其他好处。

　　“挖人就是挖票，挖关系”，学校挖他们与其说是增加学科实力，不如说是增加科研关系，为以后重点学科评审、重点基金申报等需要公关的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调查研究，这些引进的人普遍有作为吗？

　　熊丙奇：说实话，这几年高校引进人才做出的成绩却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校把人才当成了摆设，引进之后，没想到怎样使用、为其配套相应的环境，只是任其自生自灭，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去引进新的人才；二是其他教师不配合，“你水平高本事大拿钱多，那你就一个人好好干吧。”当然也有的被引进人才一切“名利”均已到位，没有了进一步奋斗的动力。

　　这样的人才环境，让那些真正希望回到祖国、有所作为的被引进人才感到十分失落，他们水土不服，屡屡受挫。

　　有一个海外归来应聘上岗的长江学者，等到进校上岗后，才发现光系里就有三位教授在从事与他相同方向的研究，而且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地位。作为特聘教授，他不可能去加入这三位中任何一位的课题组，一切只能重新开始，几乎等于“白手起家”。他既要花时间去承接课题，组织大家研究，又要想办法租借办公用房等，大量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用到课题研究上。

　　他一直很奇怪：学校这一方向已经有多名好教授，为什么还要聘请他上岗？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这一学科是重点学科，如果不设立特聘教授岗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政府给了资金，不要白不要，先要到手再说。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学校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师的情况？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很有限，国家的科研基金还不丰裕吗？

　　熊丙奇：我们的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缺钱不是办不好学校的理由，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今天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

　　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但这种本末倒置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昨天刚形成的。

　　我认识一位企业老总，多年跟高校教师打交道，他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跟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好几个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人物周刊：有一点很难理解，丘教授说起那些在国外有教职，每年最多只能在国内呆3个月的国际一流人才，他们拿着这个教育穷国的百万年薪，沽名钓誉，难道不烫手吗？难道他们没有一点自律吗？

　　熊丙奇：也许真正一流的人才还没能更多地引进来。怎么说呢，这里面不乏有个别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是在国内高校盛情相邀下来的。明说了我什么事都不做的，但可以开讲座，一场演讲费1~2万美金。要拒绝送上门的利益，这不符合人性。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