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郑州市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公布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市职业乞讨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讨论稿）》，其中要求市民不要向乞讨人员出租房屋，对进入社区租房的外来人员，要认真甄别，严格管理。（８月１１日《河南日报》）

　　“对进入社区租房的外来人员，要认真甄别，严格管理”，目的在于通过不给容身之处打压职业乞讨行为，但这样的要求对有房屋出租的市民有些勉为其难。如果说残疾人与老年人一般来说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乞讨，那么那些因为贫困而流落城市以乞讨为生的农民，他们难道就应该因为“职业乞讨”而被拒绝租房？他们难道就不可以用辛辛苦苦以失去尊严为代价乞讨来的钱，为子女安排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处？他们难道就该因为不得已的乞讨行为而只能在街头、涵洞中过夜？

　　撇开对“职业乞丐”的难以甄别不说，禁止市民租房给乞讨人员，这样的规定实际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为对出租房屋的市民来说，只要对方愿意支付足够的租金，市民一般就会把房屋租给他，而不太可能因为对方的身份原因，宁可让房屋在那里空着。如果政府承担起一家一户的甄别任务，租住者频繁变换的房屋出租行为，无疑要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而这样的浪费到底又有怎样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禁止市民出租房屋给乞讨人员，更为严重的问题或许还在于，市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他就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各种契约，包括自由出租与租住房屋。在房屋出租事项上，既然法律未作出禁止性规定，市民就可以将房屋租给任何他愿意租给的人，当然也包括愿意支付足够资金的乞讨人员。这应该是市民也包括乞讨人员在内所有公民的法定权利。作为政府来说，在法律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情形下，政府禁止市民出租房屋给乞讨人员，那就属于自我授权与逾越法律规定性，就对于公民的法定权利构成侵犯。

　　必须看到，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基石，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于公民契约自由的尊重，建设市场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就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话。因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必须尊重公民遵守法律规定前提下的契约自由，政府行政必须在公民自由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前止步。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随意侵犯公民的契约自由与权利，必定对市场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建成，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深远的破坏性作用。（稿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