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人民币是否低估，以及中国是否需要允许货币大幅升值等问题时，将相同的思维过程应用到石油出口国身上，是比较有用的方法。
虽然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也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之处。 如果仅仅根据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就要求GCC成员国调整其货币对美元汇率，这是不合理的做法。同理，官员们和评论家也不应该对人民币指手画脚。
中国和GCC国家都面临着一些微妙的但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使其货币没法快速升值。如果这些评论家和官员一味地鼓吹人民币应该重估，那么他们应该一视同仁，以同样的条件来要求GCC国家。
虽然笔者相信人民币币值有10%左右的低估、允许货币更富有弹性符合中国的利益，且经济和政治环境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都已经成熟，但是说中国一直操纵汇率，就像说石油出口国一直操纵汇率一样缺乏说服力。
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吸引了太多的目光。右上图显示一些样本国家和地区2005年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情况。中国甚至挤不进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和地区的前25%。拥有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都是石油出口国。卡塔尔、科威特、利比亚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以及挪威的经常项目盈余都接近或超过了GDP的20%。中国2005年经常项目盈余仅占GDP的7.1%。
比较中国和GCC国家，笔者有以下四点看法：
首先，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并不意味着其货币被低估；经常项目为赤字也不意味着货币就高估。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十分流行，这种假设认为经常账户和货币公允价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货币币值的计算具有主观性，尤其以FEER(经济均衡汇率)为基础的方法应用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更有问题：假设的均衡条件和弹性条件经常主导着计算的结果。这些基于FEER的模型得出的结论从来都是毫无新意：人民币被显著低估，美元被过度高估。如果我们将FEER应用到石油出口国的货币，笔者绝不会惊讶于货币都被高估、币值亟需重估的结论。根据经济均衡的估值方法，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新加坡元可能比人民币低估的程度高得多。
其次，中国和GCC国家巨额外部盈余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全球化。
不可再生资源价格的劲扬带来的国际收支盈余，与来源于制造业贸易的国际收支盈余表面上是有区别的。然而，笔者认为，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外部盈余的根源是一样的，即全球化。全球化让美国和中国能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比较优势使美国的生产部门不断萎缩，但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得到强化。中国贸易盈余的陡增实际上并非得益于生产率的加速，而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将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融入了全球的经济。这是一种“数量”效应，而不是“生产率”效应。同时，全球化增强了经济高速运转的能力，对通货膨胀的困扰也随之减弱。其结果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成为全球劳动力翻倍不可或缺的副产品。
全球化显著提高中国的净出口（数量），但对GCC国家的贸易条件形成正面的冲击（价格）。笔者认为，数量冲击和价格冲击与货币的关系没什么不同，根本问题是贸易，而不是汇率。
再次，用来解决中国和GCC国家盈余的政策一样难以执行。许多投资者和决策者认为，石油出口国没有充分利用“横财”的能力，即便坐拥高昂的经常项目盈余和石油基金，也是可以“原谅”的。在笔者看来，要减少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与压缩储蓄-投资规模一样困难。
也许有人要争论，GCC国家不同之处是出口大宗商品。笔者认为，廉价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没有多少附加值，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同样也是商品。石油和中国出口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为什么GCC国家能够保持盯住美元制度，而中国却不能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呢？
简而言之，利用汇率方法来解决石油出口国和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都不合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期以来都强调，支持更高的货币弹性，而不是最高限度的重估。
最后，GCC国家建立的石油价格稳定基金，概念上与中国的官方储备没有多大差别。这些石油基金的初始目的，是缓解不断变化的油价对国家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经济的冲击。如果过去两年油价的上扬是经久不衰的，那么这些石油基金持有的巨额资产与中国官方储备又有什么两样呢？如果说中国“操纵”了人民币——许多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深信不疑，那么GCC成员国只会更加罪孽深重：他们的货币实际上是直接盯住美元，而人民币至少是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
与GCC国家不同，中国已经宣布将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迈进，将采取更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已致力于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使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价更有意义。中国允许更高的货币弹性与全球失衡关系不大，但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意愿关系密切。中国的商业周期可能与美国的商业周期并不一致，因此中国需要独立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本栏目逢周二刊发，本文由任永力先生授权本报发表。本报编辑张燕编译）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