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两条新闻，一条是：大二女生作弊被开除状告学校胜诉（《华商晨报》8月10日），主角是沈阳农业大学及该校大二学生韩冰；另一条是：高三学生钱包中被发现避孕药，学校将其劝退（东方网8月10日），主角是江苏仪征中学及在该校借读的南京高三学生小峰。

　　显然，两件事都属于对学生的过度处罚。虽然两个学生的行为都确有不妥之处。但是，第一件事中，韩冰的作弊行为并未达到沈阳农大“开除学籍的相关规定”，于法无据。第二件事中，小峰的行为更是没有任何条规明确禁止。可为什么校方还是“杀无赦、斩立决”呢？外人对此可能很有些疑惑，我看还是源于相关学校行政部门的权力自证欲。

　　新闻里有这样两个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件事中，韩冰是在考试中作弊，被巡考老师发现直接上报校方。第二件事中，则是小峰的包被同学拾到，直接上交到校方的。也就是说，这两件事都没有经过学生的主管班主任老师或任课老师，而是直接由学校的行政部门进行的处理。

　　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学生犯了错，同一件事，由一线负责教学的老师处理和由学校行政部门处理，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学校行政部门进行过度处罚的可能性很大。以我的个人经验，如果我的学生犯了韩冰、小峰这样的错，我嘴上也会吓吓他（她）要上报，这主要是为了让他（她）明白后果的严重性，给他（她）更大的心灵触动。但是，我心中拿定的主意是，能不上报就绝不上报。年轻人谁有不犯错误的，总要给他（她）以改错的机会。为人师者当有父母心，如果开除，或把处罚记录留在他（她）的档案里，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万一让上面知道了，一般就会引发争执，我会力争从轻发落，尽量争取不记入档案。只是能不能成功就难说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学校里大多数一线老师都会采取与我类似的方式，除开那些刚进学校“不懂行”的新老师。

　　为何如此呢？这与学校的权力结构有关。

　　学校的主体无疑是教师，从教育法的相关条款看也是如此。学校的行政、后勤人员都是按教师人数多少配置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为教师服务的。学校这种机构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在西方，教员联合会有权任免自校长以降的所有行政人员。可是，在我们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里，权力却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教师只是被管理者。但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毕竟是教学，而学校里的最大一群人——学生，也主要是听老师的。学校生活的主要话语权还是由教师掌握的。管理权与话语权分立，这就导致了一种微妙的角力。掌握管理权的行政部门总有在教师主导话语权的一些事务中，顽强地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这种权力的扩张欲也算是权力的一种天然属性吧。

　　对学生的过度处罚，就是这类事务之一。对学生的处罚一般只是教学行为的一种，只有危害到学校公共秩序才上升到学校层面。但即使是后一类，话语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教师手中，因为具体情况教师总比行政人员更了解。这就导致了当教师提出处罚方案后，行政部门的人员会提出更严厉的处罚方案，因为非如此，行政部门在整个事件中就会显得像一个“橡皮图章”。而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教师常常反对，结果，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角力的加剧，最终使行政部门更强硬，对学生的过度处罚常常就因此产生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微妙的角力中，并不能说一线教师和行政人员，谁就一定是好人，谁就一定是坏人，往往只是“屁股决定脑袋”罢了。我的一位同事，当他是老师时，他处罚学生也和我们一样“心慈手软”，但后来调到了教务处，他就高喊要“严惩不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