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新疆塔城女子放映队 只为电影狂

　　作者：文/图本报记者苏兵

　　牧区孩子的狂欢 哈萨克老人的眼泪 村长召集会议的秘诀

　　塔城地区四名女子（常寿兰、卢玖婷、薛淑梅、茹鲜古丽）两年流动放映电影1800多场

　　宁静在黄河边上微笑，大眼睛里光彩流动。忽然，她闭了眼睛，伸开双臂，陶醉在黄河美景中。而宁静的美丽和她演绎的《黄河绝恋》，却陶醉了塔城市阿西尔达斡尔族乡库尔托别村的100多位村民：老人、孩子、男人和女人们，都微扬着脖子，全心盯着前方的银幕，并随剧情转换着脸上的表情。这是记者8月13日晚在库尔托别村文化室看到的情景。那天，是记者跟随塔城地区女子流动放映队前去放映的第一天。

　　当电影结束时，这个塔城地区小村庄的村民们却没有散去。“怎么不再放一场呢？”有人喊出这样一句话。“是啊，一次该放两场，过过瘾。”附和的声音响起来。

　　“夜里气温低，怕把你们受凉，就先放一场吧，下次来一定多放两场。”说这话的是女子流动放映队的队长常寿兰。

　　今年40岁的常寿兰是位达斡尔族女子，她的放映队“旗下”还有三名女兵：45岁的塔吉克族女子茹鲜古丽；38岁的汉族女子薛淑梅；31岁的俄罗斯族女子卢玖婷。放映队成立2年来，塔城的各个村、农牧区她们都跑到了，已经为村民们放映了1800多场电影。2005年年底，放映队被国家文化部、广电部、宣传部评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集体”。

　　一惊  “七八年没看过电影，村民的话，让我们很震动，就打消了撂挑子的念头。”

　　两个三角架。六个装放映机、扩音器的旧绿漆木箱。六个装拷贝的圆形的白铁皮盒。一辆淡蓝色微型面包车。四个女子。塔城地区女子流动放映队就这样组成。

　　“她们坐在我的办公室哭闹着不走，说去乡里放电影，不但很苦，而且照顾不了家庭和孩子，都坚决不去。”说到2004年3月，女子放映队成立时，塔城地区塔尔巴合台影剧院经理孙德辉最深的印象，是那四个女子的眼泪。

　　2004年3月，塔尔巴合台影剧院与地区电影公司合并。为了激活电影市场，同时让乡村牧区百姓看上电影，孙德辉琢磨着成立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

　　常寿兰、卢玖婷、薛淑梅、茹鲜古丽。四人放电影都有十几年了，技术娴熟。孙德辉挑选了她们四个。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四人时，四人都不愿意。

　　“我只好说，让她们先试试。”孙德辉说，“没想到，她们还真行。后来我发现，每次放电影回来，她们很开心。”

　　“其实，是放映队成立后，到五星牧场放映时的经历改变了我们。”常寿兰说。

　　2004年3月下旬，放映队到距离塔城市60公里的五星牧场给两个村子和两所小学放电影。

　　那天，电影放完后，已是晚上11点半了。

　　牧区的路上大多是稀泥水，返回时，面包车陷进了坑里。

　　她们去推，可车轮一打转，甩得她们满身都是泥水。

　　“车还没推出来，鞋子先泡湿了，脚冻得受不了，我们气得想哭。发誓第二天就撂挑子不干了。”

　　正当四个女人对着哭的时候，远处传来几束手电筒的光。

　　是几个村民闻讯赶来帮忙推车。

　　“你们什么时候还来啊，我们七八年没看过电影了。”车从泥坑里出来了，一个村民望着她们的面包车说。

　　“七八年没看过电影，村民的话，让我们很震动。”常寿兰说，“我们打消了撂挑子的念头。”

　　“看到人们被电影感动，是我们最满足的时候。”卢玖婷说，去年5月到塔城市哈拉哈巴克乡小学放映电影《暖春》时的情景，她一直难忘。

　　“孩子们边看边哭，哭声真的是此起彼伏。影片中主人公小花的命运感染了他们，最后，老师就把几个哭得厉害的孩子叫出教室，让他们情绪稳定了再进来。”卢玖婷感慨道，“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同情，我的眼睛都湿了。”

　　二痴  “放电影的时候，牧民骑着马或摩托车赶来，女人都穿上新衣服，村长要召集开会，就先通知有电影。”

　　2005年6月13日，放映队在裕民县察汗托海牧场放完电影，归途路过一座毡房时，她们想进去喝口水。

　　70岁的哈萨克族老牧民托列巴依和儿子在家，其他人都去县里走亲戚了。

　　老人用葫芦勺从水桶里给她们舀来水。当他得知，她们就是女子放映队时，老人的眼里来了光彩。

　　“孩子们，你们能为我放一场电影吗？我已经有10多年没看过电影了。”

　　“放了一天电影了，太累了。”队员们望着队长常寿兰小声嘀咕。

　　“一场电影的成本不小呢。”常寿兰也在心里思量。

　　“但是，老人孩子一样期待的眼神，让我不能拒绝。”

　　老人的儿子还叫来了附近毡房的一个牧民。

　　放的电影是《牵挂》。

　　虽然仅有的3个观众不精通汉语，但都看得很投入。

　　“我十几年没看到电影了，没想到在自己家里看到了电影。”老人眼里浮起泪花。

　　放映队要赶回去了，老人说：“你们住下吧，我给你们宰只羊吃。”

　　“我们走出很远了，老人还站在毡房门口的太阳能灯下望着我们。”常寿兰说。

　　在牧区，由于牧民们的毡房分散，又没有广播，每次放映队去之前，都要提前两天电话通知乡里。乡里再派人挨家挨户通知。

　　“我们去放电影的时候，牧民们骑着马或摩托车赶来，女人们都穿上新衣服。”常寿兰说。

　　“我们的电影还有独特的作用呢。”茹鲜古丽说，“一些村长告诉我们，平时广播里通知开会都‘请’不来村民。村长没办法，要召集村民开会，就趁我们来的时候，先通知有电影看，村民就都来了。”

　　女子放映队下乡放电影，半夜回家都是常事。有时候，几天、十几天才能回来。

　　“当时孩子只有五岁，他在外面跑运输，孩子没人管，他没少和我吵架。后来我就把女儿放在朋友的饭馆里。”卢玖婷说，“现在他理解我了，把女儿照顾的很好，都会给她梳头了。”

　　常寿兰说，放映队成立之初女儿刚上初一，丈夫在外面跑车，“一次我下乡放了20天电影回来，发现女儿的学习下降了，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妈妈刚开始下去放电影那会，我就抗议，哭着不让她走。现在我理解了，乡村牧区的人需要电影。”常寿兰的女儿郭真珍说。

　　茹鲜古丽的丈夫是公交司机，也照顾不了两个孩子，20岁的长子阿克拉木明年就要高考了。

　　“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茹鲜古丽有些内疚。

　　薛淑梅的女儿安娜上初二了，她下乡的时候，是80岁的婆婆操持家里。

　　三狂  “电影来了牧区就像过节，放映车到时，孩子们像在狂欢。他们热爱电影，所以我们热爱放电影。”

　　8月14日，记者跟随女子放映队去27公里外的阿西尔达斡尔族乡新肯巴克村免费放电影。在装设备时，记者与影剧院副经理张庆龙聊了起来。张庆龙还兼着放映队面包车的司机。

　　“一套设备500多公斤重呢，有时去乡里给邻近的两个村子同时放电影，就要带两套设备，加起来有1000多公斤。”张庆龙说，夏天在乡村牧区放电影，都是露天场地，四个女队员一样要爬杆子架银幕。

　　到达新肯巴克村时，村长敬明新告诉记者：“农民需要电影啊，像一些种植养殖、大棚蔬菜等农业科技方面的影片很受欢迎，老百姓都嫌放映队来的少了，有电影看了，不但学知识了，打麻将的也少了。”

　　当两部影片《张思德》和《黄河绝恋》放完后，已是深夜12点半。

　　在月色的清辉中，面包车走在返程的路上，而此时乡亲们已经进入了梦乡。

　　张庆龙说，“辛苦不说，有时候放一场电影连汽油钱都赚不回来。”

　　常寿兰说，“我们影剧院效益不大好，但一些乡村牧区的学校，有一多半的孩子买不起票，我们就常常放免费电影。看孩子对电影痴迷的样子，赔点钱也愿意。”

　　“对我们来说，放电影已经成了一种责任，电影带给牧区的是节日般的快乐，放映队到时，孩子们像在狂欢。因为他们热爱电影，所以我们热爱放电影。”常寿兰最后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