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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清 袁 林 夏精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初八。”对于89岁的李水清将军来说，61年前的“八·一五”和70年前的长征会师那天一样，是与生命同样重要的日子。
为了这个令中华民族含泪欢笑的日子，李水清和他的长征战友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民族独立，那是我们自打当红军就有的理想”
参加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老红军袁林还记得，早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抗日宣言；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还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已被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月，“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突围北上……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4支红色大军纵横的万里长征，更是一路高举着抗日旗帜的战略转移。93岁的袁林说，“北上抗日，一直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支撑着红军将士用双脚走到了陕北，挺进到抗日前线。
“第一仗，我们就给了鬼子一个下马威。”当年吹响平型关战斗进攻号的老红军强勇回忆，“激战1天，歼敌1000多人，缴获的呢子大衣，够全师每人1件。”
在1937年9月的这场战斗中，李水清中弹负伤。但这位八路军营教导员没有退出战斗，而是捂着流血的肚子继续冲锋。
1937年10月18日，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500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如同这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团长用仅剩的左手端着枪冲在最前面，拉也拉不住。”提起那次难忘的战斗，老红军夏精才首先想到的，就是长征中失去一条右臂的贺炳炎。
一天之后，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129师的前身，是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
“英雄八路好儿郎，雁门关下摆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全烧光。”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这些战斗当时便被广为传唱，其意义并不单是战果的丰硕，而在于对日军嚣张气焰的迎头痛击和对全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极大鼓舞。
面对骄横的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迎头而上
新四军，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而成。虽然这1万名红色健儿没有经历长征，但经过3年残酷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意志与毅力，与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一样，产生了巨大飞跃。
“1938年2月，我们和鬼子首次遭遇，便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回忆新四军出师第一仗——韦岗之战，曾任陈毅警卫员的邹志成老人说，“这一仗震动了苏南，此前沦陷半年多了，在这里还没有人敢和日军交锋。”
1939年11月7日，曾率部飞夺泸定桥、抢占天险腊子口的长征路上先锋团政委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1500余人。有着“武将之模范”之称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死在了八路军的枪炮下。
“黄土岭成了侵略者的伤心地。”亲历了这场战斗的老红军史进前将军说，“日本报纸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的大衣，被当作战利品奖励给了屡建奇功的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戴老回忆，他们那支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电台分队，抗战时期继续发挥了“灯笼”的作用。
正是八路军、新四军这种超常的勇气和胆略，使日军两面受敌，处境一落千丈。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2／3以上的侵华日军，90％以上的伪军。
每一面胜利的旗帜上，都浸透着抗日将士的鲜血
1942年5月25日，日军重兵包围了位于山西辽县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以身殉国，年仅38岁。
敌后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伤亡60余万人，多少在长征路上幸存下来的红军将士，又倒在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征途上。
“他是为了大家牺牲的。”86岁的老红军陈利财，当时是左权的警卫员。回忆起将军牺牲的那一幕，老人流着泪说：“他一直等到最后才撤，突围时又冲在最前面……”这位长征路上的红一军团参谋长，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我们早就习惯了在缺枪少弹、缺吃少穿的恶劣条件下打仗，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中生存。”谈到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余万、民兵260余万、自卫队1200余万的史实，不止一次在日军“铁壁合围”中化险为夷的老将军曾思玉自豪地说，“抗战爆发后，连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群众参军参战……”
见证过敌后战场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手记里这样描写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足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从艰苦长征到浴血抗战，勇于战斗的无畏精神像血液在这支红色队伍中流淌；从普通官兵到总司令，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空前迸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生命，终于在1945年的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际化作了彩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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