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剑、背诗，是方强将军离休后每天雷打不动要做的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只要听到有人提起毛主席诗词，方强总会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毛主席这首《清平乐——会昌》，写的就是他的部队。

　　虽已95岁高龄，方强说起长征往事来仍如数家珍。与绝大多数长征幸存者不同的是，方强是背着一口政治“黑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长征前，方强因为坚决贯彻毛泽东军事路线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大概我年纪还轻，出身好，是师级干部等等，算是侥幸地把我带上长征了。”方强所在的国家政治保卫营，随国家保卫局行动，被编入第2纵队第4梯队。

　　身背一个小背包，肩挎一条米袋子，腰挂一只从战场上缴获的搪瓷缸，方强心情抑郁地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作为一个失去行动自由的人，方强每天的任务就是跟着部队向前走。

　　在抢渡湘江后，红军突然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按照原先计划，红军应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方强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悄悄地问保卫营营长吴烈这是谁的主张。

　　“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高级人物。”吴烈贴着耳根告诉方强。

　　“是毛泽东！”方强说，“我当时脱口而出。”

　　方强重新看到了希望。方强说：“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把我们被关押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向我们宣读了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我们被放出来，我被分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

　　卸下了政治“包袱”，方强随干部团在刘伯承、宋任穷的率领下，伪装成国民党部队，两天一夜赶了几百公里的路，强行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一路上尽管是羊肠小道，崎岖不平，有时还要攀登悬崖峭壁，但部队丝毫没有减低行进的速度。”方强回忆起夺取通安州的情景。

　　“敌人从山头上不时向我们打冷枪、推滚石。尖刀连的学员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滚石砸伤。后续学员就利用地形地物，贴着悬崖、死角跃进，才避免伤亡。”

　　干部团一接近通安州，便和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川军一个旅遭遇。敌军有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势，企图抢占通安州，阻止红军北进。干部团只有三个营，与敌力量对比悬殊。

　　冲锋部队在迫击炮、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插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方强和周士第率领侦察排出击，卫生队长也参加了，一举打下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干部团的敌军。

　　夺取通安州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方强随干部团抵达懋功后，因食青稞引起肠胃消化不良而拉肚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强打精神，随中央红军纵队接连翻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一座座雪山，到达了川西北的卓克基。

　　卓克基是个藏民居住区。在红军到来之前，藏民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藏到山里，人也躲进了山里。部队得不到补给，只能向毛儿盖行进。

　　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一路上找不到粮食，只能挖野菜和摘豌豆叶充饥。在长征途中，染上痢疾就只有等死了。方强找炊事员把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天三次，一连三天，大把大把的锅灰喝进去，痢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我病愈出院后，便转向阿坝寻找朱德、刘伯承和五、九军团。”方强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和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找到总司令部后，方强将沿途所见所闻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情，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

　　此时刘伯承已经丧失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处于张国焘的软禁中。“刘伯承对我说，要注意口紧，党内现在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

　　但刘伯承没有能够保护方强，方强第二次被关进了保卫局。不久，方强被一根绳索绑住双手，在警卫人员的押送下，再度翻越千年积雪的夹金山……方强“政治犯”的身份一直持续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几乎在一夜之间，方强就由“政治犯”跃升为川康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

　　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方强，历经磨难。上世纪80年代，方强从海军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离休。每当方强锻炼身体时间长了点，受到警卫人员的劝阻时，他总是倔强地说：“这算什么？在我们老家，90多岁了还有人下农田，挑稻谷。我一点也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