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徐宜军 王茜

　　肺癌复发后，郝克强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我1993年、1996年分别因外伤和蜕变引起左膝和右膝内侧半月板损伤而进行半月板切除，请注意这两个半月板术后再生和膝关节蜕变的情况；近半年患右肩关节周围炎，请注意右肩关节的组织改变……”

　　这不像遗嘱，更像是一份医学报告。郝克强决定死后捐献遗体和角膜，他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科主任，写下这些，他是提醒将来解剖自己遗体的人应当注意的重点环节和部位。而对于个人私事，这篇遗嘱里只字未提。

　　看到这样一份特殊的遗嘱，很多人哭了。寥寥400余字，道出了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尽的爱……

　　肺癌手术后7天又走上岗位

　　郝克强与共和国同龄，1997年起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科主任。30多年来，他从一个基层卫生院的医生成长为一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骨科专家，累计做各种手术5000多例，从技术层面讲，成功率达到100％，他16年前救治的一名患者至今仍健康地生活着。

　　不仅医术精湛，他的医德尤其令人感佩。1999年，郝克强被确诊患有肺癌。1月25日做完手术，仅仅过了7天，他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走上工作岗位。经过手术和化疗，脱发、气短、心律不齐、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时刻折磨着他，但他照样查房、接诊，照样做手术。

　　细心的同事李连财记下了郝克强患病后某一天的工作：

　　“7时30分开始查房，共16位患者；

　　8时10分出专家门诊，共接待50余位慕名而来的患者；

　　12时为两名肿瘤患者加台手术，至晚6时30分下台；

　　19时30分查房看望患者；

　　20时为即将答辩的学生修改论文；

　　22时30分在妻子的搀扶下回家。”

　　去年底，郝克强病情恶化，肿瘤复发转移。但就在确诊肺癌转移的当天，一位从满洲里赶来的患者找他看片子。做完手术后，他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忙着看片子，还耐心地讲给患者听，每讲一句话都伴随着剧烈的咳嗽，这样一讲就是20多分钟。

　　他的爱人高淑英清楚记得他今年最后一次出门诊时的情形。那天，过了中午高淑英仍不见丈夫的身影，到门诊一看，他还在给患者看病。由于癌症压迫上腔静脉，话多说几句，他就会面红耳赤、声音嘶哑。

　　回家的路只有500米，但高淑英扶着郝克强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这哪里是走啊，就是往家里挪！”高淑英说。

　　郝克强说：“患者奔我来了，找不到人，会失望的。”

　　拒收红包反而给患者贴钱

　　时下，医生做手术收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但郝克强从不收红包。有时，为了稳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他会把红包先收起来，等做完手术再退回去。

　　在骨外科医生办公室，专门有一份退还患者红包的清单。护士长程淑萍说：“我在骨科干了3年，经常要做的一项额外工作就是替郝主任退红包。这也是上任护士长特意交代给我的任务，到现在也不知退了多少。”

　　不但不收红包，郝克强还想尽一切办法替患者省钱。能用便宜药，绝不用贵的，把骨科开药和收费的“闸门”把得紧紧的，开大处方、乱检查在他这里绝对行不通。

　　骨科常用的同种异体骨报价2700多元一袋，郝克强硬压到1200元。进口人工关节要价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郝克强用国产8000多元的。就连患者用什么样的纱布、消毒药，他都精打细算。

　　“社会上本来就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病人从农村来的又多，挺困难的，得了病能省就帮他们省点。要那么高的价格，还让不让人活命？”郝克强说。

　　郝克强有时甚至要给患者贴钱。2004年，家境贫穷的阿城患者李笑芬因腰背部神经纤维瘤住进了医院。经过6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一个超过15公斤重的肿瘤。手术中，李笑芬因出血过多急需输血，但住院押金已经用完了，郝克强当即让爱人从家里取来1000元交了押金。出院时，李笑芬夫妻流着泪，跪下给郝克强磕了个头，同室的患者都跟着哭了。

　　活得“贫穷”而“富足”

　　在外人眼里，骨科主任是个富得流油的好差事，郝克强却是个“例外”。

　　今年初，医院集资建房，交首付款的那天早上，院长徐秀玉看到郝克强的爱人高淑英拎着个包在财务室门外徘徊。

　　“怎么了，淑英？”

　　“家里只有8万元钱，买房的首付还差两万元，财务室不收。”高淑英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院长，“这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了，实在凑不上10万元”。

　　听到这话，徐秀玉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在社会上这么有影响的骨科专家，买房子竟然连首付的10万元都交不起。

　　郝克强一家至今还住着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屋里的床、沙发、写字台都是20年前从伊春搬到哈尔滨时打的，那台老冰箱更有年头，先后搬了3次家都没舍得扔。

　　然而，人们的尊敬使郝克强获得了精神的富足。近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委托黑龙江省卫生厅，向郝克强转达他的敬意，要求组织最好的专家、器械和药品为郝克强治疗。黑龙江省卫生厅也决定，将在全省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向郝克强同志学习的活动。

　　在高淑英眼里，她的丈夫是一个爱家、心细的男人。她回忆说：“我们家住9平方米小屋时，他在床边放一张小桌学习，晚上怕影响我休息，他就用黑纸在台灯一边遮挡灯光。”

　　提到那份遗嘱，高淑英对郝克强也有些埋怨：“你怎么就不想一想自己呢！”

　　郝克强却说：“生命终止，自己不会有感觉，不如为医学研究提供点儿参考。我查过资料了，我的角膜还能用，可以用来移植。人死了留着遗体没有什么用，不如提供给医学研究单位还能发挥点余热。”

　　在病床上面对记者时，郝克强很平静。他说：“如果可以重来，我还要拿起手术刀。我唯一对不起老伴的就是得了这种病，过去没时间照顾她，欠她太多……”

　　（新华社哈尔滨8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