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纪行

　　正当瀚海的景色令人绝望时，大片大片的葱绿突然出现，这个国度的一切容易极致化，从现在起，整整8个小时，茂密的草原一口气浓绿到乌兰巴托。

　　撰稿／胡展奋（记者）

　　盛夏的列车没空调。

　　当没有空调的列车几乎是无休无止地越过无垠的沙漠，或者是无休无止地越过无垠的草原时，我知道那是蒙古到了。

　　只有蒙古国才有如此浩瀚的沙漠和同样巨量的草原，什么都是巨量的，大号的，双料的，无边的蓝天和白云，巨量而缓缓流动的马群和羊群……

　　这是由北京开往乌兰巴托的23次国际列车。2006年7月18日，我们乘坐这趟列车进入蒙古，盛大的“成吉思汗称汗八百年纪念”活动虽然刚过，但我们还是看到了盛典的余韵，并且进一步撩开了面纱，直击今日之蒙古。

　　一过国境，就是“百万富翁”

　　蒙古之所以显得神秘，就是因为人们获准进入考察或旅游的机会不多。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至今还是长袍宽袖的穿着吗？还是用信鸽传递邮件吗？手机普及得怎么样？街上是否有劲舞和网吧？我们至今仍然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蒙古国的旅游产业几乎一直处于“无精打采”的假寐状态？在一些地区被誉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已经濒临“开发过度”的边缘，而蒙古却始终波澜不惊，唯一合理的解释大概是，蒙古国旅游设施尚不完备，环保系数太脆弱，大批旅游团体的到达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国家位于亚洲的中部，东、南、西三面与中国为邻，北界俄罗斯。面积156．65万平方千米，人口250万，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内陆国家。

　　蒙古民族有数千年历史。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2月改为现名“蒙古国”。1949年10月16日同我国建交。

　　一直有传闻，蒙古国自1990年“剧变”而过渡到市场经济后，经济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国内所需的轻工业产品和生活物资诸如家电、服装、小商品以及蔬菜水果粮食，绝大部分靠中国输入，到达我国著名的边贸城市——二连浩特后，始信传闻不虚。

　　国际列车当晚8点30分左右抵达二连浩特，列车因为“换轮”，在此滞留3个小时（我国是国际标准铁轨，但是蒙古国是前苏联的‘宽轨’，列车必须在此被起吊换轮，才能继续前行）。

　　我们乘机观光二连浩特，一下车就有二连浩特的出租车上前兜生意，并指着对面不远处告诫说，看见了吗，那就是蒙古的对口城市“扎门乌德”，如果你现在带着一万块钱，那么一到扎门乌德就是百万富翁！

　　“为什么呢？”

　　“因为‘苏东’剧变后，蒙古的‘图格里克’贬值得厉害。”同行的老徐是在蒙古生活过十余年的“蒙古通”，他告诉我，我们的人民币1元抵他们150图格里克！

　　进入市区，顿感眼前一亮，夜幕下的二连浩特准备发往蒙古的物资堆积如山，远看，整个城市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超巨型的“集装箱”。

　　已经很晚了，大批蒙古商人仍在进行着频繁的贸易活动，霓虹灯纷红骇绿，广场内音乐悠扬，夜总会舞影翩跹，宽阔笔直的大街上高楼林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十年前不过是一个人口只有两万的边陲小城，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20多万人口的边贸重镇了。专卖店鳞次栉比，小摊位俨如长龙，大到机械设备，小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给人的感觉是“对面什么都需要”，当然�熥钚送�的还是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和食品生意。不少蒙古商贩间杂少数俄罗斯商贩以豪阔的目光横扫着商品，准备运回本国大赚一笔。而我们这边的商贩，主要是买卖木材、皮货。二连浩特，蒙古语为“美丽的城市”之意，虽然是一个“准市级”城市，但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早在公元17世纪清朝统一蒙古后，就是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库伦（乌兰巴托）的重要驿站。它是我国唯一与蒙古国接壤，并经国务院批准的甲级常年陆地开放口岸城市，同时也是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口岸城市，只有800多公里。一位任车站调度工作的朋友曾不无感慨地介绍说：“从我记事起每天都有一车车的木材运往国内，现在快60岁了，还是这样。近几年来又加上一列列的石油列车，铁路运输显得更加繁忙了。”便利的交通极大地带动了商业、旅游业、矿业、木材加工业的发展，二连浩特国民生产总值由2001年的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6亿元，每年都以32％的速度递增。

　　天快亮时，我们是被沙尘呛醒的，火车行进在浩瀚的蒙古国“东戈壁省”，显得疲惫而无奈，无垠的沙漠，渺无人迹，我们的气窗只是隙开了一条缝，滚滚的沙柱就逼抢而入，列车内刹那间就雾失楼台，对面不见人，无数悬浮的尘埃甚至侵入相机和齿颊之间。

　　窗外时有黄羊驰过。窗外也时有黄羊被卡在护路的铁丝网里被晒成木乃伊。忽然想到汉武、卫青、霍去病，想起两千年前汉朝对匈奴的那场战争，一名支前的挑夫，肩挑150斤粮食，必须跋涉越过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片大漠，到得肯特前线就只剩下10余斤了，军队只能吃他的“剩粮”，那么，供应一支10万人的军队，得有多少挑夫？多少“剩粮”？

　　大漠，意即大沙漠。它横亘在我国内蒙古和蒙古国之间，南北纵深约500华里，东西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山西、河北的商人，到大漠以北的库伦一带去做生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穿越大漠。他们一般在春节过后，便开始走上这段艰险的旅程，一路从大同出发，一路从张家口出发，到赛汗塔拉后住下，备足粮、水、草料，等到天气晴好，便沿途北上。顺利时需半个月，才能穿越这片荒无人烟的大漠。如遇到连续肆虐的沙漠风暴，就可能被大漠吞噬。因此，很多商人不敢轻易穿越大漠，两三年才回来探亲一次，有的干脆找个蒙古女子成家，在库伦生儿育女，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据说，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些老华侨的脑后还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见了新中国的外交官就立即下跪，口称参见某某大人。

　　正当瀚海的景色令人绝望时，大片大片的葱绿突然出现，这个国度的一切容易极致化，从现在起，整整8个小时，茂密的草原一口气浓绿到乌兰巴托。

　　无言的温都尔汗

　　在乌兰巴托我们下榻于“腾格尔饭店”。听说温都尔汗之行已经被安排妥当，我好奇得一宿未睡。

　　这天在乌兰巴托临上车前，心里忽然升起了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真是去这个当年因为“文件”首次提及而从此被我们这代人无数次想象过的地方吗？迷茫、陌生……35年前曾经有过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

　　吉普出城向东，350公里的路程直奔肯特，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首府，当年林彪折戟沉沙之处据说距离温都尔汗还有80公里的土路。

　　在蒙古国行车，你的头脑中最好把柏油路这个概念忘掉，因为蒙古国除乌兰巴托通往俄罗斯有一条柏油路外，其他地方都是沙土路，路上你所看到的不是吉普车，就是越野车，即使首都乌兰巴托也是如此。这些车以日本和韩国造的居多。在这种路上行车，你不用担心颠簸，一来是这里降雨量很小，再者是沙地，根本存不住水，不会形成坑坑洼洼，只能听到车轮和地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不过，千万不能太大意，由于车辙深，急转弯时一不小心就会使车辆失去平衡，来个“就地十八滚”。在一段比较坚实的路上，车辆好像走在搓板上，有节奏地震动起来。

　　在蒙古行车，最好还是分清戈壁和沙漠的区别。我以前常常把沙漠戈壁混为一谈，误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这次来到蒙古才初次把概念搞个清楚。

　　沙漠是大风一吹移来移去的那种细沙，基本上寸草不生，而戈壁地表是由小石头和大沙砾组成，夏天可生长稀疏的小草，大风可以把沙砾吹起，却无法使其成堆。戈壁滩的低洼存水处，常有黄羊和野骆驼吃草或游荡。站在这空旷寂静的大漠戈壁之间，迎着狂吹不已的猎猎秋风，面对幽暗无际的衰草荒野，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何处寻觅？据有关资料介绍，近些年来，蒙古国实行私有化，刺激了牧民的积极性，由于过度放牧，水源缺乏，又不采取有效措施，使草原生态更加恶化。每年土地荒漠化以20－30公里的速度推进，戈壁、荒漠的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40％多。亚洲地区的沙尘暴不少来自蒙古。这里刮起的沙尘暴，不消半天，就可以到达北京。尽管蒙古国政府也制定了防止荒漠化的“绿墙计划”，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日缚住“黄龙”还很难说。

　　肯特省在蒙古国非常出名，一是因为它水草茂盛，雨量充沛，物产丰富；二是因为在它的北部“达达勒”苏木（蒙古人称县为“苏木”）是大英雄成吉思汗的故乡；第三才是35年前的那次坠机。

　　翻过道道丘陵进入肯特省的时候，眼前展现的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碧绿的牧草簇拥着白色的蒙古包，在蓝天白云下格外醒目，一群群牛、羊、马、骆驼像珍珠般洒落在美丽的大草原上，一条条汽车轧出的天然公路，划过齐腰深的牧草向天边伸展而去，极目远眺，令人神清气爽。蒙古国唯一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克鲁伦河流经这里，清澈见底，向南划了一个半圆弧形后，汇入我国内蒙古境内的呼伦湖。

　　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坐落在克鲁伦河边，我们越过温都尔汗向北直趋80公里外的达贝尔赫苏木，路况太糟糕了，吉普像摇舢板一样剧烈摇晃，而且因担心翻车，开得极慢极慢，五脏六腑被颠簸得快吐出来，经过350公里的长途奔袭，现在又是80公里的“阎王路”，我们开始后悔这次出行，后悔来肯特，说到底，国内除了我们这些年纪的人还有多少人知道温都尔汗，还有多少人关注坠机的地方长不长青草呢？

　　但，达贝尔赫苏木终于到了。我感到非常失望：太平淡无奇了！

　　初一看，这地方和蒙古所有牧草丰美的漫坡没有什么区别，小咬成群，牛虻翔舞，一到黄昏，蚊子咬得你灵魂出窍，如果没有向导带领，做梦也别想到得了这个极其荒僻而且毫无标志的地方。

　　我们的司机忽德烈巴托为我们找来了一个老牧民兀烈旭和中年牧民冈丹，前者曾在当地部队服过役，看管过当年的坠机现场。后者虽然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但优势是有过一个邻居名叫“巴特”的老人，曾经带过他到达现场，故而还有记忆。此行幸亏徐洪慈先生任翻译，否则即令有向导也无济于事。

　　问题是，所有的草原漫坡看起来都太相像了，偌大的草原和山谷，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了坠机的大致地点。这是一块南北长、东西窄，约有两三万平方米的丘陵地带，草深及胫，沙土松软，当地人称此处为苏布尔嘎（塔形盆地）。由于事隔久远，飞机当年坠落的痕迹已难辨认，到底是哪块具体位置呢？人们开始争论。10多年前据说还有一块寸草不生（也有说牧草生长明显“呆小”）的“灰堆”可供辨认，可这几年荒草越长越高，且有雨水不断地冲刷，旱獭和草原鼠疯狂打洞，雪泥鸿爪地已经依稀难辨了。兀烈旭对徐先生说，10年前在“灰堆”附近扒弄，半尺以下，还能挖出各种烧坏的电器零件，烧成疙瘩的铝块和其他无名碎片，可是2000年开始，不断地有中国游客进入，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文物”意识特强，几乎每个人（通常总是一群）都要“啃哧”、“啃哧”地挖一堆遗物回去做纪念，有事先准备好大铁锹、十字镐的，也有用水果刀、撬棒、扳手甚至筷子、调羹、钥匙和指甲刀的，时间一长，已经掏挖殆尽，而且“灰堆”经过如此广泛的“深耕”，土质疏松，草木茂盛，雨水一冲，现场完全破坏了，如今要辨认“灰堆”已经困难，“淘金”也要看运气了。

　　“灰堆”令人失望，向导带领我们来到了苏布尔嘎山谷西北的一个小山坡，离开“灰堆”大约三四公里，经过一番仔细搜寻，我们发现几个直径约2平方米左右的圆形凹地，沿边开着一些无名野花。经兀烈旭指认，这就是埋葬失事者尸体的坟墓，最初有石头堆在上面，现在石头也很少了，因为埋葬了9个神秘的中国人，当地人叫这处山坡为“九头山”，早些年，“九头山”上还竖着3块长1米，宽20厘米的木板，上面的墨迹虽然难以辨认，大约就是死难者安息之类的意思，可是这几年，连木板也被人当作文物拿走了。

　　对于兀烈旭的说法，冈丹表示疑惑，他说，老人们早先都说那是一个依次排列的大坟嘛，虽然棺木之间都有距离，怎么现在凹成这般模样了呢？当然，苏联人后来来挖了多次，反复折腾，移了位置也未可知。

　　残阳西沉，暮色苍茫，蓝天下到处是翔舞高歌的百灵鸟，更凸现了荒冢的寂寞和无言。

　　“一声巨响后，远处的草地火光冲天，非常恐怖”，年近70岁的蒙古牧民巴特后来谈到当时的情景时异常激动。老人说，那是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听到爆炸声后，他冲出蒙古包，看到远处的山坡已经燃烧一片，吓得又跑回蒙古包，直到天亮才敢出来。当他赶到出事地点时，那里已经戒严，草坡全被烧焦，听士兵说是一架飞机掉下来了。一个月后，才知道那是当时中国的飞机。“这一封锁就是20年”，巴特叹息道，90年代初，一些外国人开始到牧区收集那些飞机的碎片，牧民才知道那东西能卖钱，就到处去捡，卖到废品站换些酒钱。他虽然曾经有过几块飞机机翼金属片，但最后还是卖给了外国人。

　　但是最主要的飞机残骸收集者，还是一位来自中国海拉尔某边贸公司的企业家邬经理，他几乎搜尽了整个坠机地区，像篦子一样篦了一遍，把所有能够带走的飞机部件（除了两个发动机和机翼大件外）包括草丛里的螺丝帽都运走了，大大小小装了足足一卡车。

　　我们听了巴特的叙述，便开始在荒草中寻找，希望能够意外地捡到些“洋漏”，但很快发现是徒劳的，机身上的铝皮都没有找到一块。

　　天，越来越黑了，傍晚的草原凉风吹得人簌簌直抖，在被黑暗吞没之前，我们匆匆驾车离去。

　　新旧并存的乌兰巴托

　　那是大片草原中突然出现现代化广告牌的时候，一刹那的感觉有点突兀，接着出现公路、摩托、汽车，城市的气息越来越浓郁了。

　　一条水势浩大而清澈的河流出现在铁路沿线，那是乌兰巴托的母亲河——图拉河，远望乌兰巴托，无数五颜六色的、低矮的木质建筑像巨大的翅膀覆盖在图拉河谷两岸的漫坡上。地广人稀的蒙古国一共才250万人口，“摊丁入亩”的话，平均1．6平方公里才摊上一个居民，1990年“转制”后，因为向往现代城市生活，牧民们纷纷离开草原，现在约有100多万人，也就是全国一半的人口聚集到乌兰巴托，城市不堪重负，急剧膨胀，短短几年就向西拓展了几十公里。

　　乌兰巴托，蒙古语意为红色英雄城。为直辖市和第一大城市，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国大部分工厂企业设于此，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一半以上。有皮革、制鞋、洗毛、纺织、砖瓦、玻璃、肉类加工、面粉、汽车修配等工厂。

　　夕阳下的乌兰巴托是一座新旧杂糅的城市，文化上受前苏联影响，欧化痕迹明显，俄罗斯建筑和蒙古包常常夹杂在一起，近些年又受韩国和日本文化影响，街上到处是韩剧和日本电影的广告。

　　由于蒙古受前苏联影响时间较长，所以被俄化得非常严重，已经基本放弃了旧的蒙古文，现在使用文字和中国人民币上的蒙古文不同，采用了西里尔文字，也就是比俄文多三个字母，正是因为这样，走在大街上仿佛置身于俄文的世界。

　　蒙古的钱币“图格里克”最大面值为10000元，相当于人民币60元，最小的面值10元。可以买根棒棒糖。

　　路上青年穿着时尚，露脐甚或露臀的前卫女郎比比皆是，只是姑娘们的体型肥硕者居多。

　　乌兰巴托的大街上，越野车多，轿车也不少，基本都是韩国车和日本车的天下，但是令人瞠目的是，那些车“左舵”和“右舵”并存，也就是同一条马路上，你既可以看到“左驾位”，又可以看到“右驾位”，有时候红灯前两车并肩停下，一左舵，一右舵，一如哼哈两将，很是滑稽。

　　出租车很少。“黑车”极多。而且，几乎都是“二手车”。站在乌兰巴托的任何街口，只要你手一招，就马上有车滑到你身旁，照例是没有出租顶灯的，操着蹩脚的英语或汉语问：“去哪里——你？！”

　　数量之多，给你的感觉似乎但凡正常行驶着的小车只要你手一招，就可以立马反正为“出租车”。

　　黑车司机尼姆道尔吉（蒙语“星期日生的”）告诉我，他这辆韩国旧车花了300万元图格里克（合人民币2万元）买下，现在只要每年交2万元图格里克（合人民币140元左右，交给哪个部门语焉不详），就可以“自由赚钱”，油价和上海等地相类，乘车发票，当然是没有的了。

　　每个月，他赚的钱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在乌兰巴托企业工资普遍五六百元（人民币）的状态下，这样的收入无疑属于“高薪”。

　　乌兰巴托四、五星级的酒店不多，商场、超市、24小时便利店、酒吧、饭店、网吧、歌舞厅、夜总会全市都有分布，但是分布得非常稀疏，规模和经营水平大致相当于中国沿海一个地级市的水准，衙门作风倒不小，航空售票一到下午5点就打烊，电话过去，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而且双周日居然是停止营业的。

　　不少蒙古人爱喝酒爱到可以搭上性命的地步，和汉族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喝烈酒不吃菜，咚咚咚地往里灌，问他们何以如此，答称追求“冲”或者迅速“微醺”的感觉，这种快感只有空腹时才有，问题是这样的喝法，除了直接导致酒精肝、肝硬化之外，还会导致数不胜数的治安问题、渎职问题、家庭问题，因此他们甄别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是否酗酒，在一个大型桑拿浴场，我于云里雾里突然发现很多人的双脚——几乎三分之一——没有脚趾头。

　　从“大拇指头”到“小趾末头”烙铁一样地精光滴滑。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想，一个地方尤其是首都，居然有这么多男人的脚丫光得像块糖年糕，走起路来不是唐老鸭，就像跳跳鱼，怎么说也是蹊跷的。

　　我指指他们一双双的“烙铁头”，悄悄地问老徐：这都是怎么回事？祖传的？

　　老徐扑哧一下差点笑出声来：我差点忘了，这还真是蒙古民间的一大奇观！在蒙古，只要一看到这样的木疙瘩，那就不用怀疑，准是酒鬼！

　　为什么呢？因为蒙古的冬天——特别是蒙古的北部——常常是零下30多度的酷寒，零下40多度也是隔三差五的事，不少蒙古人，越冷越酗酒取暖，喝醉了就名士风十足地直接倒在大街上，早晨醒来，脚趾就冻没了，可以像花生米一样，一个一个嘎嘎有声地掰下来……更有鼻子冻没的，软骨直接掉了下来，就剩俩窟窿……

　　夏天的街上，到处可以见到蒙古的“可口可乐”——“克瓦斯”。

　　我最早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看到过这种饮料的名字，那还是30多年前的事，当时想着它那既酸又甜的滋味心里还挺馋的，现在亲眼看到了，马上买一杯尝尝，300图格里克（2元人民币）一杯，褐色的，确实酸中带甜，略似酸梅汤，底蕴里却有一种豆制品“烤麸”的味道，一种发酵过的痕迹，微馊。

　　它被罐装在一个黄色的类似我们农药罐车的大容器里，冰镇着，很凉。

　　中餐馆不多，而且就我所见，悬挂中文店招的确实很少，去年，当地一小撮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专砸中国店招牌所造成的阴影还没有全部散去。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城市，在苏赫巴托广场附近，很多政府部门或者学术机构的建筑都是没有围墙甚至根本没有门卫的。

　　著名的蒙古国立大学的教学楼就直裸在马路边，师范大学也直接暴露在苏赫巴托大街上，没有绿化、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像是“散装的”，谁都可以进去。乔巴山元帅的雕像也紧贴着马路，根本没有栏栅或绿化带的过渡。

　　堂堂外交部大楼也没有围墙、没有栏栅地“全裸”在路边，以至于那座俄式建筑看上去更像一家大型的便利店，因为印象中，在中国商店是没有围墙的。

　　他们的议会大厦和国务院造得很欧化，但同样没有围墙没有门卫地矗立在苏赫巴托广场，一切都显得随意、散漫、无所谓。

　　蒙古包就是不打围墙的。此其蒙古包遗风欤？

　　2004年，蒙古的经济增长虽然达到10％，但是通货膨胀也在10％以上，25％的乌兰巴托市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府官员中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治安也成问题，物价昂贵，我们宾馆附近的饭店，一客炒青菜，3500图格里克（约人民币23元）；一盆韭菜炒鸡蛋5000图格里克（33元人民币）。超市里，卷心菜590图（4元人民币，下同）一公斤；白萝卜400图（约2．7元）一公斤；土豆360图（2．3元）一公斤；大蒜1350图（约9元）……

　　华侨朋友陈宝在蒙古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3万图格里克（200元人民币），还说是普通标准，那么就他工资水平而言，这样的物价无疑是较高的。

　　乌兰巴托是一座条状的城市，东西长逾50公里，南北向则是五条主要大马路，我们宾馆所在的苏赫巴托大街，是乌兰巴托最为热闹的大街，但如果和上海的南京路比，“繁华度”至少相差50年。

　　贫民窟像裙边一样地分布在乌兰巴托的四周，上海以前的“棚户区”至少还有自来水，但是乌兰巴托的“棚户区”普遍没有自来水。

　　有个地方叫“泽森”，在乌兰巴托的南郊。

　　为纪念成吉思汗称汗800年，蒙古政府在南郊的圣山上用白色的石块砌成了巨幅的成吉思汗像，远望非常壮观，但是就在圣山背后的泽森，却坐落着一个很大的贫民集聚点。

　　我们是无意中进入这个地方的。

　　和我同行的徐氏夫妇是一对颇具传奇色彩的患难夫妻。被大家叫做“老徐”的徐洪慈当年饱受迫害，越狱后横穿中国逃入蒙古，找了一个蒙古姑娘奥永成了家，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府为徐洪慈正式平反，并欢迎他回归祖国，徐洪慈便携妻挈儿地回到祖国。

　　然而如此一来就轮到随夫南迁的奥永思念她的家乡了，住在“泽森”的是她的舅舅苏赫。苏赫对她从小有养育之恩。她已经15年没见到舅舅了。然而她的表妹德德玛告诉她，舅舅苏赫已在去年去世，只差一步没有见到舅舅，奥永的悲痛可以想象。

　　我扫视了一下德德玛的家，那还是苏赫留给她的房子，因为贫困，已被兄弟姐妹割据为三，她家五口的居室仅15平方米，白天只有一个沙发，晚上全体席地而卧。

　　他们主要的食物为黑面包和羊杂碎、牛杂碎，几乎从来不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喝茶都喝黑茶（砖茶），连茶叶一起吞咽，说是能通便。

　　她的邻居们比他们家稍许宽敞些，但也十分贫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大院都没有围墙，普通平民的家却都有围墙，围墙都用木板钉成，牛栏一样，家家如此。

　　问他们为什么，回答很简单：防盗。

　　警察维持治安，常常根据良心和“侠义道”行事，两个人打架（这在蒙古最常见），警察一般视若无睹，但是瘦弱的一方如果打赢强壮的或者死战不退，警察就会上去，判定弱方勇敢，“师直而壮”，因而有理。说，这是草原的逻辑。

　　父母打小孩，被警察看到了，警察会惩处那些父母，理由只有一个：孩子们看起来更弱小。

　　“泽森”坐落在漫坡之间的河谷地带，比德德玛居住条件更差的是蒙古包。

　　在乌兰巴托的近郊，有着无数的蒙古包，盛夏的中午，蒙古包内一定会热得像桑拿房，人们会掀起蒙古包的壁脚透风，但即使这样，还是热不可挡。

　　这是更穷的市民，连造一栋木头房的钱也没有，但即便如此，每个蒙古包的外围还是有木板围墙，“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早晨起来就会发现你的牛羊和木桶都没有了……”愁眉苦脸的牧民泽登巴尔对我们说。

　　紧靠浩荡大河的乌兰巴托本该不缺水源，但因为城市供水系统不发达而无法顾及的“棚户区”，无论市郊还是中心城区的“棚户区”，那里普遍地没有煤气（或液化气），没有自来水，他们主要烧煤和木材，水，则是每天或隔天一次的水车供应，它远远地停着，人们提着水桶，鱼贯而上买水，水，因此而特别珍贵，一勺水，通常得利用三四次后，才能用于个人盥洗。

　　入夜，菲律宾乐队在远离“泽森”地区的歌舞厅中轻歌曼舞，我们去的一个酒吧叫“忽必烈”，装潢陈设并不逊于上海衡山路一带的会所，只是消遣的还是欧洲人居多，比较奢侈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也有韩国和日本的；电视里除了能看到蒙古本地的电视节目外，我们的中央台，凤凰卫视和其他国际台也都能看到。事实上，每个去蒙古观光的游客都能够注意到，蒙古政府在教育上的大投资实在令人钦佩，即使最边远的牧区，政府在那里所造的建筑，最好最漂亮的一定是学校，几乎每个牧民都必须进入学校读书，学杂费全免，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全然普及，目前蒙古国已经基本消除文盲，每三个适龄者中就有一个在大专院校学习。我们在乌兰巴托接触到的蒙古人的学历大部分是大学本科，年轻人基本能说简单的英语，接待我们的向导唐果，是蒙古国立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半生不熟的汉语。他们一年的学费只折合人民币两千元，而且还可以无息贷款。

　　1921年前，蒙古的教育水平非常落后。没有正规的学校，全民识字率仅为2％。1924年以后，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蒙古国是青少年之国，全国人口的70％是未满35岁的青少年，现在蒙古国有100多所大专院校，国立学校占一小部分，福利学校居多。在乌兰巴托有6所汉语学校，2000多名学生。华侨学校在校生有420多人，其中300人是蒙古国学生，只有120人是华侨学生。在蒙古国还有公费学习的中国学生200多人，自费的1000多人。蒙古国人最近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在内蒙古大学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于蒙古国，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实力的显著增强有着直接的关系。

　　短短的10天，我们看到了苍鹰白狼的子孙，看到了一个曾经那么辉煌的民族继续豪迈地生活在大漠，看到了一个急剧变化后正努力赶上世界潮流的蒙古，正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