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女性

　　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那不美满的在这里完成；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歌德《浮士德》

　　撰稿／胡晓明

　　我的师母张可先生走了。她坎坷一生、操劳一生、忍受苦难一生，也终其一生散发着清香与暖意给周围的人们。现在她走了，那遥远的天边，她苦痛的生命安息了么？然而她美丽的灵魂终将永远散发出人格的馨香、生命的清芬，这是我十分相信的。

　　师母的故事其实早已传颂，有口皆碑，成为文化上海的一个活的经典：她高贵的气质、品性，她与王元化先生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残酷年代里，有多少家庭终不能共患难而解体。人们感叹唏嘘，将他们的琴瑟之合，誉为“旷世良缘”；将元化之终有张可，美为“几生修得梅花福”。然而，师母为人低调，也为先生的名声所掩，她的事迹终不为太多人所知。二十年的相处，我的记忆与了解竟也如烟如岚。青山杳杳，陌上人远，我不过只是拾得碎珠片钿而已。

　　张可出生于苏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来后任民国上海市政府官员，其兄是著名翻译家满涛。近代文化世家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方光焘等名师，早在她读暨南大学外文系时，十八岁（1938年）即以范方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演出了其中的主角。后来她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直到后来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

　　1937年在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时，她与元化在“戏剧交谊社”结识，或在蒲石路（今永嘉路）的小花园里排演讲戏，或在美术馆对面的裕和坊4弄2号的张可家谈文说艺，或共同参加地下党的刊物编辑工作，或冒着生命危险送人到车站码头。十年后的1948年完婚，也是在今天为张可举行追思会的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岁月如流，当年的王元化是那样的革命青年，他不想穿新郎官的那身礼服，“他们要把我打扮成小丑啊！”

　　解放后不久，张可就不得不经受一个劫难：因胡风冤案牵涉，1955年王元化被隔离，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张可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又要救治丈夫可怕的疾病，还要对付来自外面的各种政治压力。从1955年到1979年她中风前的二十四年，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她以她的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精神，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的生存，支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坚守，支援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她相夫、教子、敬老，以妇道守人道；译莎评、编刊物、教学生，以文明驱野蛮。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

　　在文化毁灭的年代里，她还用白话给儿子讲《论语》《中庸》《大学》等经典，也为儿子设法找来很珍贵的小提琴乐谱。

　　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她以娟秀小楷，一笔不苟地为丈夫抄写永远不能发表的论文稿。

　　在最野蛮的时代里，她还懂得用牛津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幽默，为家人化解忧伤。

　　在最闭关锁国、践踏文化的时代，她却依然向远在海外的姑父写信，请求代寻莎士比亚的研究专书……

　　在苦尽甘来、大地回春的1979年，她却中风倒地。虽然读写俱废，从此不外出活动，淡出历史，她却依然对来到家里的每一客人，慈祥地微笑着，亲切问候着，表达她对人世间永远的关爱。

　　她的心中早已没有一点恨，她已经超越了她那个将人毁灭的时代。元化先生曾充满感激地说：

　　“没有张可，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家庭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尤其是母性和传统妻性的温情与特有的力量。没有女性情感所浸润的生命，是一种枯槁甚至某种病态的生命。传统女性的温良和婉贤惠，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品性。”

　　不仅是基督徒的道成肉身，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妇道庄严。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伟大的女性，可以改造苦难的人生，可以创造另一个美好的生命。张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