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当我们想起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苏俄歌曲时，一张清秀祥和的面庞便浮在人们眼前，高耸的浓眉，清澈、满含笑意的眼神，他就是薛范。——题记

　　 轮椅上奏出自强之歌

　　薛范自幼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不幸下肢瘫痪，无法行走。从19岁起他开始自学俄语，翻译俄罗斯和前苏联歌曲，笔耕不辍50余年，迄今已翻译俄、英、德、日等国家的歌曲2000余首……他是中国专司歌曲译配的唯一的人，也是中国译配的外国歌曲数量最多的人。

　　1953年夏天，19岁的薛范高中毕业了，他考进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然而，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发现他下肢严重瘫痪，拒绝接收。这对薛范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打击，是就此消沉，还是不改初衷、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此时，正是音乐给了他信心和鼓励：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在他耳边一次次响起。这是他平时最喜欢的乐曲，他也最佩服贝多芬。一次，薛范来到电台，见到广播乐团正在排练，便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神游在音乐的海洋里……乐队负责人见他如此出神，对他说道：“你不是正在学习俄语吗？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行不行？”从此，薛范找到了自己终生奋斗的方向。

　　1953年，上海《广播歌选》发表了薛范译配的第一首前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不久，他又应邀，为上海广播乐团译配了混声合唱《春天进行曲》。两年后，他译配的《苏联歌曲集》《西方古典歌曲集》《西洋古典歌曲集》和三集《苏联歌曲汇编》相继出版。之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优美的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薛范的歌词译配，优美、传神、干净，如此高产，如此广受欢迎，在中国屈指可数。原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对此评价：“您翻译的作品，曲和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了词的歌唱性，从而使歌词化为了音乐。”薛范的译词的炉火纯青，与他本能的持续激情、与他百折不挠的努力是分不开。为了准确地把握原曲的精髓并使译作符合汉语文化传统，他埋头自修了外国音乐史、音乐作品分析等知识，并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尤其对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出版大量歌曲集的同时，他还撰写、出版了《怎样欣赏苏联民歌》《摇滚乐史话》等外国音乐研究专著。

　　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随之而来的“文革”，使薛范不得不停止了对前苏联歌曲的翻译，自学了英、法、日等国语言，把目标转向了其他国家的歌坛。但他的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一种悲壮情怀充实起来了，这决定了他后来选择歌曲的趣味和角度。不久，人们相继欣赏到了《友谊地久天长》《卖花姑娘》《草帽歌》等优秀歌曲，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外国歌曲的乐潮。

　　一颗永不干涸的心

　　为了编选出版“文革”后的第一部《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薛范鼓足勇气独自到了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北京最早掀起了俄罗斯歌曲热，而薛范在北京也有更多的知音为他击节叹赏，很多音乐爱好者们自筹经费、自租场地，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欢迎会。会上，100多人围着他唱了很多的前苏联歌曲，光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先后唱了5遍。有位教授还专门走到他的面前，深深地鞠躬说：“您的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热心的听众还把他抬上了八达岭长城，让他也当了一回“好汉”。中央电视台在报道这一活动时，还特意起了个别有趣味的名称：“薛范歌迷会”。几天后，他应邀到电台与听众对话。一位女听众在话筒里刚说一句话便激动得泣不成声，导播不得不切断了电话，直到她稍平静下来后才又一次接通，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便是：“薛老师，我是唱着您的歌长大的。”

　　他很自尊地活着

　　他的名片上竟然没有工作单位！原来，他已做了几十年的“自由撰稿人”，多年来一直靠稿费为生。1997年，叶利钦为他颁发勋章后，他的个人生活才有所改善，拖了多年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才有了着落。在南京几位老院士联名信的督促下，上海市决定每月拨给他1000元生活费，医疗费由他个人负担一部分。然而，在付出大量的差旅费、电话费、复印费、资料费、添助设备费以及给朋友们邮寄歌曲集等的费用后，往往所剩无几。

　　年过七旬的薛范在母亲去世后依然独自生活着，除了有些自己干不了的事情需要亲戚朋友帮助外，他自信、乐观地料理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因为“俄罗斯年”，我们想到了苏俄老歌，因为老歌我们想起了薛范。“薛范”二字已经不是一个译者的名字，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代码、一种象征，人们赋予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