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骐教授的新著《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特点》，为我们展示了自远古迄近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各种复杂历史图景。作者认为中华文明自轴心时代以来，便开始影响周邻地区，以后更不断向外远播，并与其他文明系统接触，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因子，贯注了强健活泼的血脉，催生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梁启超过去曾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先秦是中国之中国，奏汉到明初是亚洲之中国，明清是世界之中国。这反映了中国文化活动空间的渐次扩大，交往世界的不断拓展。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域进行观照，梁启超的看法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活动特征仍表现为内部经营，这就是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真正涵义。但我们并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外部世界的交流，譬如周穆王的西巡，就可视为陆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嚆矢；箕子率族众东迁朝鲜，必然也传播了中国的礼乐文明。只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之中国”，则仍要到秦汉真正开通西域之后。最显著的事例便是张骞在西域的“凿空”活动，实际即意味着丝绸之路的由“绝”而“通”，不仅中国的丝织物、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可以远销罗马，而且异域之瓜果、蔬菜等栽培技术也传进了中国。甚至由四川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开通。自此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发展趋势，便越来越触及精神价值的深层。玄奘的西行求法，以及他对佛经的翻译，也可说是代表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精神，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态度。而佛教在唐代的彻底中国化，更为不同的精神传统的交流融合，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历史范例。

　　“世界之中国”的象征性历史事件，不能不首推郑和下西洋。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壮举。骏骐教授甚至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评语许之，即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是一支和平、友好、平等待人的远航船队，除了宣传中国的礼乐文明之外，便别无其他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所谓“世界之中国”，已是不争之历史事实。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已非亚洲所能范围，而且就地理大发现而言，也远较西方国家为早。这是唐代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一次大检阅，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

　　明代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活动，已明显地具备了世界性的特征，各个国家之间的往来与依赖明显有所加强。就西方而言，最突出的便是耶稣会士的纷至沓来，虽然主要的目的仍是传教，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带来了中国人不甚了解的拉丁文化。具体内容主要为西方的近代地理学知识、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生物学知识、医学知识、语言学知识、建筑学知识，其中不少传教士还参与了历局的历法修改工作；邓玉函等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则介绍了西方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利马窦进呈的西洋古钢琴，曾在宫廷中多次演奏；德理格不仅为康熙的三位皇子讲授西洋乐理，而且还作有《小提琴奏鸣曲集》，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的儒家经典也开始译介到欧洲，成为西方人拓展精神视域的重要读物。随之传入的尚有中国的历史学知识，地理学知识、天文学知识、医学知识、农学知识。西方已涌现出不少造诣精深的汉学家，“中国趣味”、“中国风格”成了欧洲社会的流行时尚，“中国热”开始在西方知识界蔚成潮流。莱布尼兹对中国文明的理性和人道精神赞不绝口，他甚至认为有必要礼请中国派遣人员远赴欧洲，具体指导他们如何开展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他对《易经》的钻研，可谓极尽幽深，代表作《论二进制计算》，不仅与邵雍的相关著述颇为一致，而且也为计算机的运作提供了基本的原理。伏尔泰更以“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的赞语，评价他所向往的东方文明。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相较，在人类历史中更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如果真要寻找最有理性的人，那就非中国人莫属。

　　欧洲思想家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言述，聚集起改造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很大力量，有力地引导了他们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掀起了云蒸霞蔚的启蒙主义运动思潮。以致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天赋人权”一类的观念，也有可能潜藏着东方儒家伦理思想的具体来源。因为《诗经·大雅·蒸民》早就有了“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说法，表达的正是天赋人性本善，而人皆有权力发展此道德本性的致思言路。《中庸》讲“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也是强调无论自己或他人，都有满足和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权利，所以孔子才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内存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只要具备“仁”的自觉及相应的实践性行为，“仁”的境界就一定会真实地在自己的心中呈现。这一思想极有可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启蒙时代包括洛克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自然法思想与人性理论都与孔子的学说颇为相近，只是他们更系统地结合了自然律的思想，更多地将内涵在人性中的德性转化成天生的自然权利。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的影响仍是一明显的事实。德国学者利奇温甚至认为“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成为欧洲兴趣的中心”。这自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的结果。由于耶稣会士的主动译介，儒家经典开始在西方知识界广泛流行，并强有力地支持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成为西方哲学家吸取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此可见，至迟在18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西学东渐”或“东学西送”，大体都是本着平等友好的态度来积极开展的。这是最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互融互摄的文化交流工作。东方人从西方那里学习到了大量的天文、历法、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西方人也从东方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东西两大文明的隔阂已经开始打破，相互之间都处于均衡的交流状态，彼此均以互为作用的同等方式传播着自己的文化，并共同谱写了人类的古典文明。虽然其中仍不免有碰撞和冲突，但主流依然是平等友好、互利互惠的交往，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人类文明史上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或许是出于礼仪之争，或许是天朝至上的心态所致，清廷曾在其国势最为鼎盛的初期下令推行过闭关政策，中西文化的交流在18世纪中叶以后一度有过沉寂。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却强行生硬地改变了一切。这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以暴力为先导的强行性不平等文化交流。作为劣势一方的中国，不仅遭遇到了主权意义上的割地赔款、丧邦辱权，而且也面临着整个文化价值系统解体的危机。按照马骏骐教授的分析，中国人在调整自己的文化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维新运动、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三个时期。从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被动转向主动，不断深入学习西方的历史过程，其间也引发了中国人巨大的心灵震动，出现了深刻的民族存亡危机，导致了文化的转型性嬗变，但中国文化仍在困苦中重塑，在裂变中再生，在呐喊中奋起，在摸索中前行。中国社会织体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转化，仓皇应变的脱序状态已变成了属己的主动性有序化调节控变状态。反思百余年来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诚如马骏骐教授所说：“一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则为本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势力的消长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文化交融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起来，孤立地处理本土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事务。中国已在苦难磨砺中走向世界。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不能没有世界。中国人一方面以不丢失主体性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吸收消化西学，一方面也凭借自己的东方意识和文化智慧扩大了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固然帮助中国人度过了不少难关，但世界性的和平眼光也使中国人看到了更加光辉灿烂的人类前景。儒家文明形态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尽管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却依然一步一步地度过了由古典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难关。通过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我们既复活了族群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增加了不断扩大对外交往活动的信心和决心。原始察终，追源溯流，我们不难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已成为了人类进步的动力性资源，一个平等友好交往的全球化时代正迎面而来。天下殊途而归，百虑而一致。借用此语来作为人类精神交往的隐喻，我们便不难寻找人类精神会通的归宿之地。

　　马骏骐教授以清新畅达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数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文化交流事件，总结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历史性特点。这是一部溶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的好书，不仅涉及的知识域极为广泛，而且也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旨趣，值得向一切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人推荐。

　　作者：张新民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