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读史，小处说可以识忧患、增德性，从大处说可以明治乱、知兴衰。和平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业已踏上全球化之路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过去。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人，这种对自身历史的顾怀和确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能在这个世界上走出多远，眼下讲史读史方兴未艾，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为史料与考证所束缚，自觉杜绝将历史“科学化”的追求，还有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寻找一个民族所达到的心智高度，及其所遭受的精神挫折和整体性创痛的努力，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对说史者来说，他应该有这样的本事：既能善披文意，使大众不再对历史有望而生畏的厌烦感；又能拨去翳障，揭示那些不确定因素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运化的脉动和节律

　　那种仅仅为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和虚意周旋的功利算计，而津津乐道于官场尔虞我诈的争斗，或背阳孤处中乘时待势的隐忍的说史者，是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性黑幕的掀帘人，从而忘了对历史背后所隐蓄的浩荡潮流和深刻道义的关切的。从这个意义上，“时尚史学”可能并不是这类说史者们的恶谥，而“庸俗史学”才是其亟需破除的魔咒。因为，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倘若任由历史的庄严消解在庸俗的品说中，并进而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会很危险的

　　似乎应了“读史宜夏”的古话，眼下，历史类图书正在各地书店持续热卖，其间，自央视而下各种说史类节目的热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说起来，重视历史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自古以来，史家地位崇高，史书不绝如缕。至于读史，因从小处说可以识忧患、增德性，从大处说可以明治乱、知兴衰，更是倍受人们的重视。而当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它甚至还能起到绾聚与砥砺人心的作用。此所以灭人之国者，必欲先去其史而后安；而奋起抗争者，也能藉以收“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之效。

　　和平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再用增德资治启圣兴邦来吸引人读史，或许已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此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相反，业已踏上全球化之路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过去。因为此时中国已站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要想向外拓展，从对自身历史的顾怀和确认中获取前行的力量，实在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人，这种对自身历史的顾怀和确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能在这个世界上走出多远。正是有鉴于此，眼下讲史读史方兴未艾，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里要讨论的是讲说的方式。我们知道，历史与科学不同，科学需要用数据说话，并可以用实验来证伪，但历史面对的永远是个别的人，倘一味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确定史实找寻规律，势必会过滤掉历史流程中实际存在的细节和偶然，造成人蔽于事的抽象与独断。所以善治史者，重视对动机律的研究必甚于因果律，重视内部的体察必甚于外在的描述。当今以日常生活史为中心的“微观史学”倍受重视，重建“心态史”和“全面史”的呼吁日渐强烈，原因就在这里。

　　并且，这不单单是一种研究理路的转换，其背后还隐含着人对历史本质的深刻觉解，那就是历史从根本上说不同于矢量的时间，它不仅代表过去，更关乎现在，甚至就是现在。它以自己与当下的深刻联系而向未来敞开。因此，不同时代的人在史实与史迹中获得新的认识角度，从而作出新的解释，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惟有这样，历史才不是静定而固化的时光残骸，而是鲜活智慧的精彩出场；人对历史的认识和探索，也才不是对骸骨的迷恋，而关连着特定的现实诉求和价值指向。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那种不为史料与考证所束缚，自觉杜绝将历史“科学化”的追求，还有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寻找一个民族所达到的心智高度，及其所遭受的精神挫折和整体性创痛的努力，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因为发见这样的智慧与教训，足以让后人知往察来，知所避就，从而获得不失本原的自信与清醒。当然，无须要求所有的治史说史都依循这样的路数，但要让历史走进大众，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方式。《万历十五年》、《袁氏当国》等书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对说史者来说，采取这样的言说策略不仅正当合理，显然还很有必要。因此他应该有这样的本事：既能善披文意，妙解人心，克服一味铺陈史实纠缠枝节的陋习，使大众不再对历史有望而生畏的厌烦感，由此催生出一种“同情之了解”，获得深切的教益。同时，又能拨去翳障，点开慧眼，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中，揭示那些不确定因素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运化的脉动和节律，还有散殊的场景与事件底里所潜伏着的人性觉悟的消息和轨迹，从而引人朝向无限将来的远景，有更智慧的生存和更稳实的出发。其间理性反思固然重要，但生命体验更不可缺。正是在这种体验中，历史不再是抽象干涩的道德训教，而真正成为一种人的活动。可以试想，当我们把这样一种人的活动告诉大众，必能使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过往历史与当下生存的深刻关联，并在那些有可能只呈现过一次的历史片刻中，找寻到抵抗理性强制和浮生乏味的精神资源，从而养性、增德、识时和明理，此培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说说史者是有责任的，他的责任就在于此。

　　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他们在具备深入浅出的语言功夫的同时，能以深厚的历史感引领大众，以睿智的史识启迪与提振大众。那种仅仅为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和虚意周旋的功利算计，而津津乐道于官场尔虞我诈的争斗，或背阳孤处中乘时待势的隐忍，是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性黑幕的掀帘人，从而忘了对历史背后所隐蓄的浩荡潮流和深刻道义的关切的。显然，这样的品说就有违读史明智的本义了。至于那种为博取掌声而刻意放低身段，收罗猥谈，演成俗讲；加蒜着葱，漫无遮拦；口水多于汗水，表情多于内容，就更不可取了。你是在作广庭之议，而非替茶楼开讲。因为事实显然是，通俗不是降格取媚，以骇庸俗；生动也决非要人躲避崇高，消解庄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时尚史学”可能并不是这类说史者们的恶谥，而“庸俗史学”才是其亟需破除的魔咒。因为，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倘若任由历史的庄严消解在庸俗的品说中，并进而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会很危险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