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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想长征路
杨
春：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会客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我的同事崔永元发起并组织了《我的长征》这么一个活动，他从全国挑选了二十六名队员，从今年五月一号开始已经走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中队员们走得怎么样，小崔的状况又如何呢？今天我们特意从北京来到了阿坝地区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同时也是《新闻会客厅》开厅以来最大、最漂亮的一个会客室，坐在我前面的这两位队员，小脸红扑扑的这个叫樊朝曦，这个小脸黑乎乎的叫张浩然，两位都是大学生。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整天走路，知道最近国际上发生什么大事吗？比如说以黎边界冲突打得厉害，知道吗？
樊朝曦：不知道。
张浩然：不知道，我就知道前几天刘翔破了世界纪录。
杨 春：知道这个还行。问你们一个简单的吧，世界杯结束了，知道吗？
张浩然：对。
杨 春：知道马特拉奇和齐达内说什么吗？
张浩然：不知道。
杨 春：这事我也不知道。每天走路，大概每天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公里？
张浩然：平均下来每天大概三十公里左右吧，大概是走八九个小时。
《我的长征》是中央电视台2006年推出的一个大型电视活动。这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志愿者，最终由二十六名志愿者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
以全程徒步的形式，重走七十年前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整个行走过程中，随行记者将以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展示这些新长征队员在沿途的经历和见闻,以及他们的关注与思考。
参加这次长征活动的二十六个队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干部、职员、警察、商人，也有教师、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其中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将近一半。从今年五月一号开始，他们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了。
樊朝曦和张浩然两人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校大学生，其中张浩然今年只有21岁，是全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杨 春：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反正我是能想象。按照你们这个年龄，对长征在没有开始这个活动之前，了解到底有多深？
张浩然：以前中学、小学都是学那点东西，包括到了高中，为了考大学，刻意学那些，但是也是很皮毛的，关于长征只知道从井冈山会师，从江西瑞金走，有很著名的遵义会议，最后到会宁会师，包括再往后走一些，只了解这些，不了解具体的细节，非常肤浅。
杨 春：朝曦呢？
樊朝曦：也是在课本上，只是知道挺肤浅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中间真的怎么样，也是比较小的时候看过一次电影，没有这么深刻的了解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 春：那这三个月过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樊朝曦：太详细了，因为至少在瑞金出发，关于瑞金这个出发地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有多少人怎么样，有多少女的，多少男的，多少当地的人，多少外地的人，又是什么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包括这些东西，我们都了解得很多很多。然后也采访了当时的老红军，这个让我们收获是那种更细的，更清晰的，让你更能尤其是站在一些出发地往外走，或者当时那些会址那儿，你有很多地方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
杨 春：感同身受。
樊朝曦：对。
杨 春：浩然。
张浩然：这一路下来之后，对长征具体每个环节，走至少三个月了解得应该说非常详细，因为每天我记日记，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杨 春：你们俩互相说，要不然单说自个儿的事都不好意思，你说说浩然到最艰苦的时候什么状态？
樊朝曦：我觉得经常在下山和上山的时候，特别窄的小路，一面就是悬崖，当大家走路的时候都会喊，浩然小心，原因是前面出现了一个歪脖子树，因为他高，大家总怕剐到他，他步子大，但是往往步子大，他为了考虑整个团队的速度，有的时候要小步倒，其实这挺累的，常常要扛着大竹竿的旗，风一刮的时候挺艰苦。拉肚子的事他不让说。
杨 春：开机之前你不是说挺热闹吗？
樊朝曦：他肠胃不是很好，到南方吃一些东西，而且像我们年龄比较小的有时候愿意喝一些奶，喝点饮料，这样一凉一热，就容易泄肚子，像我们也总拉肚子，但是他前一阵子拉的肚子，明明是直的杆，就变成大虾了，特别逗。
杨 春：就是铁打的汉子，到那时候也不行了。
樊朝曦：对，也软了。
杨 春：她呢？她说你说的这么热闹吗？
张浩然：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事吗？樊朝曦作为女生，个头也比较矮，腿也比较短，走起来可能相对来说，同样的路程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迈出更多的步。
杨 春：你是说她个矮。
张浩然：不是说个矮，跟我比起来肯定要多走很多步，有一段时间朝曦生病了，还有腿伤，生病那几次基本上在后面走，非常难受。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但是长征的艰苦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所有队员的想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所有队员都经历过疲劳、伤病、蚊虫叮咬和高原反应的折磨，有两名队员还因伤病被迫退出了这次活动。但同时队员们取得的成绩也令他们自己感到鼓舞，从今年五月踏上征程开始,参加《我的长征》活动的所有队员已经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地穿越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四川等省区,总里程已经超过两千公里。
杨
春：其实我们对长征，尽管可能一开始不太多，但是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看书，我们拜访老红军，为什么一定要用走的形式？一定要重新走一遍？你们觉得这种方式和别的形式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樊朝曦：我觉得就像一个事情，你想知道它苦不苦或者它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去做，你永远体会不到，你只能去听别人说，或者说你只能看到表面的一些东西，就像这个景一样，你不到这儿，你感受不到这块整个的民俗这些东西也好，或者是红军沿路的红色也好，你不来，我觉得还是不深刻。
杨 春：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没来的人都后悔去吧。
樊朝曦：真的，当初如果我要犹豫不报，我想我会后悔。
杨 春：但是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们大多数都了解了，上网、看电视，和朋友约会，去酒吧，人家都在忙这些事，你们不觉得亏得慌吗？天天就这么埋头走。
樊朝曦：不是，我觉得你了解，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也许我们在都市里，我们了解的是那样一个范围，但是我对长征，对我周围队友里的五湖四海的一群人，我也就不会了解了。
杨
春：我也听了不少说法，包括网上、舆论上，说这些队员也有很多个人的想法在里面，比较功利，来长征吧，看看风景，还能认识小崔，上了电视，对自己以后也有帮助，你们听了怎么想？
樊朝曦：说实话，心里挺不得劲的，我觉得他们不了解我们，也许这么说，我们最开始选的二十六个人来，也许大家真的都是抱着不同的想法，但是你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我记得在前一阵有一个报纸的记者来问我的时候，说你回去会怎样，我说我回去还是我，我还是接着会想要考研，考完研找工作，很正常，还是和我男朋友一起争取多挣点工资，因为我妈妈爸爸身体不好，把四个老人养好，这就可以了，开开心心地过，没有因为上了电视，你就能出名，或者你就能有其它什么东西，我的目的不在于此，我的目的是来体验长征，体验这份苦，让自己能够成长。
杨 春：但是有一点，毕竟你们现在经常上镜，经常在电视上能看到你们，小崔也经常会提到你们，你们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明星。
樊朝曦：但是我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把我们一路走看到的东西和长征的这些东西能够介绍出去，能够宣传出去。咱能不能看人或者看事别光看大家不好的地方，或者用消极的态度去看，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如果说我们是在做秀，但是从中你是不是也能看到很多贫困的地方，你们有那个精神头何不去帮助帮助他们，咱看到有用的东西，光在那儿说一些你们就是做秀，你们就是怎么样，那你来走。
杨
春：是，很多观众来看，比如说今天咱们选的演播室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的风景，天上风云变幻，大家会觉得不是受苦来的，来享福来的，浩然呢？怎么看别人对你们这种看法？一方面他们会觉得你们是长征去的，应该去受苦受累，结果电视上风光得很。
张浩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心中不是很重要，别人对我的看法，包括电视观众，博客上的网友，我们来走这个路，既然我们来了，我们有这个勇气来走，就已经证明我们是很棒的。其实在最开始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在心理上，套用鲁迅先生那句话，其实心中本没有压力，但是说的人多了，自己心里想的多了，也就有压力了，所以自己经常调节一下自己，我们是真正来体验自己，来为自己这一份经历而来走这个长征，所以不考虑他们那么多。
在重走长征的路途上，跟艰苦的体力付出相比，一些来自外界的质疑和长期行军中队员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也让他们始料未及。
队员:”干脆把问题暴露彻底点，大家好好想想，共同来面对这个情况，我现在不抱怨任何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一定要正视它。”
《我的长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电视活动,队员们每天的行军过程都要被随行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这让队员们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和各种微妙的人际关系，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展现在了公众面前。队伍在行军过程中，队员们经常要去祭拜沿途的红军烈士墓，这一次，24岁的樊朝曦与51岁的夏桂林两个队员之间，因为两代人对红军烈士表达敬意方式的不同，发生了意见分歧。
樊朝曦和夏桂林的争论，又引发了队员董峰与夏桂林之间的分歧。
在队伍行进到贵州省台江县境内时，由于队长张巍峰指责女队员祖曼在行军中打伞前进，又一次引发了队员之间的争执。
队长：“今天下去四点半的时候，因为拍摄的需要，要求服从命令，要求把伞都收起来，但是祖曼在队长通知四次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把伞收起来，现在根据行军制度的第六条，给予警告一次，通报节目组。”
队员：“你威胁我，你为什么不给我道歉。”
随着这些细节在电视上的展现，外界舆论也开始对这支队伍的凝聚力议论起来。
杨
春：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你们队伍中的一些情况，行走中的一些状况，也通过镜头给大家表现出来了。有人说你们那些事暴露了人性的丑恶，也是一个当代社会小小的缩影，别看在走长征，照样得窝里斗，你们听了舒服吗？
张浩然：觉得很正常，因为走了这么长时间，也对电视了解了一些，觉得这个摄像机会把一些问题扩大化，可能会把一个很小的事情，一个美德扩大得很大，有时候会把很小的错误扩大得很大，所以我们不是很在意它，至少我不是很在意它。
杨 春：有没有刻意地要隐瞒一下自己的缺点，表现出自己的优点？
樊朝曦：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真实的东西，我只要真实地表达我自己，如果说我真的有错误的地方，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会善意地来告诉我，我会改，但是如果说是其它的时候，就像在所谓的电视机镜头前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伪装了，反而体现出来你这个人不怎么样。
杨 春：比如说那件事，你特别不爱提，但是我还得提，我一提你就该怪我了。
樊朝曦：不怪你。
杨 春：大家都去拜烈士墓，你在旁边说风凉话，说有什么必要走形式。
樊朝曦：我没说这个。
杨 春：大概意思，可能不太准确，就是这意思吧，说错了你原谅，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碰撞，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樊朝曦：没有，实际上我觉得我对烈士的尊敬不一定比别人差，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在形式之余更多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就是烈士的家属，你可以去关心一下，像崔老师那天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真的挺有道理的，其实那些在世的老红军，不一定说你来看他，你会长什么见识或者说你能有什么收获，但是让人家老人觉得，还有人记得我，至少在他们的心里是一种安慰。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去拜祭红军烈士墓是应该的，确实在那个地方应该是严肃的，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有人不经意地怎么样了，没有必要一定得是伪装，你说我们二十六个人都虚伪地站那儿哭，好吗？
杨 春：我听明白了。你更要重视内容。
樊朝曦：对，而且当时夏老师感动得流泪，这个其实我很理解，在他们的内心，对烈士的那种崇敬，会用我们发自内心的眼泪去表达，我敬重这样的人，但不代表我也一定会必须得要那么去做，应该允许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观念。
杨 春：经过这三个月，你们对于红军的长征，红军的精神，到底了解有多少？
张浩然：这个问题已经有N个人问过了，其实要我说长征精神是什么，我觉得非常抽象，我说不出来，可以说是坚强，可以说是勇往无前，可以说是大无畏，这个东西非常抽象，说不出来，只能说我们靠我们双脚来走，既然我们走了，就已经体现出来这种精神了，把这个精神发扬下去，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展现，来发扬这种精神。
杨 春：但是又出来一个更沉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双腿双脚去丈量一下那个精神，有什么意义呢？
樊朝曦：意义很重要。在我们走路的时候也有很多队友说，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人家日本或者韩国的什么精神，包括网上也在说，说韩国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在想，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要比他们有可能要多或者是要丰富得多，但是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人家那么深似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如果多去做，就会从中找到那种精神，找回那种精神，或者说是去感染更多的人，再想起我们这个国家的那种精神，绝对是不可摧的，而且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崔永元：“咱们现在应该走了多少公里了？”
队长：“差不多两千二百多。”
崔永元：“两千二百多公里？”
队长：“对。”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主持人崔永元从活动一开始，就一直关注着这些长征队员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变化。三个月下来，崔永元已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了解了。针对队员们中间偶尔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崔永元有时也会利用与队员们座谈聊天的机会，把矛盾暴露出来，进而和队员们一起发现问题，最终达到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
崔永元：“你们能不能用一个拥抱来表达对对方的理解？”
现在，崔永元作为《我的长征》活动的形象代表，不仅负责着整个活动的策划和宣传工作，还要协调全体队员的后勤保障和沿途的公益活动，但是崔永元说，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跟着队员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在长征的路上。
杨
春：演播室回来，我们还是请到了我的长征的形象代表，其实就是我的同事崔永元，大家都管他叫小崔，可能观众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已经不小了，三十一岁了。
崔永元：四十三岁了。在北京其实叫老崔没问题了，皱纹都出来了，走在长征路上一年轻，现在又可以叫小崔了。
杨 春：对，所以都是小崔。来之前很多人托我问问，说长征不仅能够锻炼意志，还能治各种疑难杂症，抑郁症，失眠症。
崔永元：小心眼。
杨 春：有效果吗？
崔永元：非常好，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一个就是不抑郁了，我还有办法让别人抑郁，失眠症也解决了，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八个小时以上。
杨 春：但是比如说有些乐趣同时也就失去了，世界杯，我知道你是球迷，看了吗？
崔永元：看了。
杨 春：还都看了。
崔永元：看了，因为当时我觉得要让队员专心致志地长征，所以给他们安排休息的地方基本上都看不到电视，但是我们不是还有大本营吗？我们大本营安排的地方一定要能看到电视。
杨 春：浩然要想看电视怎么办？
张浩然：只有挺着，有网络的时候可以看看，通过网络看一下结果，看看图片，不过也很满足了，能看到。
崔永元：主要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当年跟长征接近一点，当年长征那个时候是第二届世界杯，那次是意大利胜了捷克，拿了冠军，红军也没看到，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用看。
杨
春：刚才问了两个队员一开始参加《我的长征》的动机，可能也有很多人问了你，但是我还想再问，你曾经说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梦，但是要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上把它搞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活动，首先有没有这个必要？第二，能不能被人理解？
崔永元：这个话一说就开不起玩笑来了，我觉得就比较沉重了。
杨 春：我也是很严肃。
崔永元：因为我这些年，我去日本和韩国特别多，尤其去韩国多，去了十几次，说句实在话，我到那个地方老是受刺激，特别受刺激，我就看不惯人家团结，他们为什么那么团结？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因为我喜欢电影，我有一次到韩国的一个电影院去看电影，它有好多厅，当时正在上美国的大片叫《蝙蝠侠》，我们毫无疑问要买票去看《蝙蝠侠》，这时候还有很多厅都在演韩国的国产电影，那是晚上十一点这场电影，上座率大概百分之八十五，然后我就问它的一个就算电影的负责人吧，这个韩国电影真有那么好看吗？他说这跟好看不好看没有关系，我们跟他们说，你们都去看美国电影，这个钱都被美国人挣了，如果你们都看韩国的电影，我们韩国的电影就会挣到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拍，韩国的电影就能发展，甚至能出口创汇，就因为这个，韩国人就去看了，他们在那儿也喝可乐，吃爆米花，其实那个电影没有多吸引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电影业效力去了。我非常受刺激，我晚上回去就睡不着觉，韩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可能是它的一种民族精神，或者一种民族凝聚力，我们做媒介的人责无旁贷，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媒介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哪怕能影响十个人，能影响五个人，让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感受一下团队，感受一下整个民族要是团结起来能有多大的力量，我一直渴望做这样的节目，我觉得长征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和内容都能协调起来的这么一个方式。
杨 春：但是有的人完全不这么想，有的人说小崔就是弄了一个，这种说法你也听了很多，电视真人秀，这在我们这一行里也很流行，很时髦。
崔永元：对，因为做电视的人嘛，他干一件事总得要套一个模式，你这个到底是谈话节目，还是真人秀的，还是电视剧，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个样式，你说我们是什么，你哪怕说我们是电视剧也行，你说我们是梦想剧场也不烦，无所谓，关键是它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我平时看电影也好，看电视也好，我在电视机前做一个观众的时候，我是非常理性的，我不管你什么形式，我也不管是谁主持，我只关注你传递什么思想。比如我很反感我们的媒体里传递那种一夜暴富的思想，一夜成名的思想，那个东西你说有多不好，我很难下结论，但是我告诉你那样的机会微乎其微，很多人挤到这条路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很多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杨 春：可是我们看到了很多PK的节目，选秀的节目，很多选手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帮孩子一天到晚走，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崔永元：他们要是能影响周边的人，我自己都觉得我伟大，如果他们不能影响周边的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变化，我觉得已经让我欣喜若狂了。你也知道我得过抑郁症，我那时候是绝望的，这样的孩子我都懒得跟他说话，我觉得没救了，他就这个样了，他就在网络里泡大的，你跟他说什么？没得说了。
杨 春：浩然还去酒馆呢。
崔永元：对，现在你看我们接触了，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你看他们其实在家里也挺受娇惯的，独生子女什么的，但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团队里学会了帮助别人，学会了宽容，甚至有时候学会了忍气吞声，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大家，练得越来越刚强，他们不光被我们队里管，被年长一点的队友批评，他们受到来自媒体，来自电视观众，来自网络的批评、嘲讽、谩骂、恶心，各种东西都迎面扑来。其实按他们过去那种比较单纯，比较干净的生活环境，这个东西他们是很难接受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越来越坚强了。
杨 春：这三个月你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崔永元：首先我觉得我身体好了，我现在不能像他们一样每天走四十公里、五十公里，但是我走十公里、十五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走得非常好。
杨 春：真走？
崔永元：真走，我睡眠特别好，我胃口特别好，对我个人来说，我的长征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心情特别好，我心胸特别开阔，包括听到很多负面的反应，有人骂我们做秀，有人骂我们耻辱，骂我们恶心，都一笑了之，我现在觉得最紧要的是能把我这个健康的心态能带回北京，让我的家庭充满快乐，让我的办公室里充满快乐，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杨 春：从你的角度看这些队员，他们的变化在哪儿？
崔永元：他们特别可爱，他们为什么这么能走？我理解不了。四十多岁的阿姨，五十多岁的叔叔，一天四十公里、五十公里就那么走，然后一见着我就说，条件太好，条件太好，弄得我无地自容。
杨 春：他们说条件太好是不是指你的条件太好？
崔永元：就是我提供的条件太好，我们马上要过草地了，决定要对他们断粮断炊，第一，不给他们联系住处，让他们睡袋和帐篷；第二，发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自己筹粮食，筹到什么吃什么，让他们这个队伍更像一点红军的队伍。
杨 春：平时都是原来没有参加长征之前，都是在学校里、家里看他的节目，三个月下来，小崔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叫他小崔吗？
张浩然：这个问题我先说，当时在北京拉练的时候，我见到崔老师第一面，我说崔老师，我应该怎么叫你呢，崔老师告诉我，从台里上到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下到几岁的小孩都叫我小崔，所以就叫我小崔就行了，我们就这样称呼。
杨 春：跟屏幕上差别有多大？
张浩然：没多大，就是感觉一笑坏坏的。
樊朝曦：确实就是浩然说的，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觉得脑子是挺活的，那种嘴挺利的，牙尖嘴利。
崔永元：他们都有博客，在那上面经常会说我，我不会打字，我也没有博客，我就觉得得堵住他们的嘴，经常会掏钱买一点便宜的水果什么的，给大家都发一发，吃人家的嘴短，他们就会在博客上说我好话。
杨 春：刚三个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三个月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崔永元：其实你不要看二十六个人少，他们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走，里面有学生，有老师，有商人，有警察，有学者，他们就代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十三亿人在这个长征路上走。
杨 春：当时挑选的时候也特意有这样的考虑？
崔永元：对，我们就想看看这十三亿人是个什么样，在长征路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前两个月，基本上可以说走得一塌糊涂，他们除了脚上起泡不怕，身体累了能克服，也就仅此而已，基本上没脑子，我敢这么说，没有脑子。
杨 春：什么叫没脑子？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眼睛什么也看不到，很多事情在他们心里起不了波澜，那个时候真是我最急的，我说难道这十三亿人就这么走下去？后来情况发生了剧变，在遵义前后，这个队伍忽然有了变化，我觉得他们当中的矛盾，大部分矛盾都是我们没有介入了，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的，他们队伍中出现的那些涣散和思想不统一，绝大部分我们没有介入，是他们自己通过不断地磨合，不断地交流统一的，现在他们是一支像样的队伍，非常好，时间才过了多长时间，时间才过了三个月。
杨 春：事情是会反复的，也是会起变化的，前三个月其实刚刚开始，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有这个准备吗？
崔永元：其实我希望这个困难多一点，因为我一开始说了，它是一个社会学的实践，可以说我们是在十三亿人里采样，采了二十六个标本，我们可以这样想，所以我倒是希望剩下的路困难再多一点，如果再爆发矛盾，这个矛盾再大一点，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能把它克服，能把它解决掉，那才真是了不起呢。我想社科院都会把它当个课题来研究，而且如果我们的长征在这样的状态下成功，对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大的自信心的提高，起码一盘散沙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就剔除了。
杨 春：我也理解。当有一天《我的长征》结束了，队员们各自回家，你也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那个时候我倒更担心你怎么去面对？
崔永元：肯定特别不适应，因为大家在路上一起走这么长时间，十到十二个月，董峰说过，肯定都是生死之交，那个时候我想这些人肯定这一辈子都会是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都会通知一声，离婚的时候动会帮着劝劝，谁家里有困难都伸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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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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