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传记难，写名人的传记更难。金庸先生无疑是名人，而且是大名人。虽然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值得写，不过，关于他的传记不仅出了，而且不止一本。仅就笔者所见，至少已经有三本传记面世，其余关于他的小说评论、生活片断的回忆更是数不胜数。而所写传记之书，大多有相似的命运：一方面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反响，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而另一方面，作为传主的金庸则不以为然，反复地声明这些传记都不可靠。金庸先生的想法不难理解，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即便是自己也未必能真正了解自己，所谓的自传往往难逃溢美与主观之嫌？更何况是由他人所写，难免会产生隔靴搔痒之感。然而如金庸这样的名人，在世上总会有写传记的作者，他曾说自己不会写，那究竟又有谁来写呢？据说，金庸先生曾经指定自己的前任秘书来为自己作传，这自然是万千读者所翘首以盼的，不过，时至今日，总还未见。金庸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如果要给他头衔，那必定是长长的一溜：武侠小说宗师、著名报人、知名政评家……在他的一生中，有着许多的重要关头，都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的延伸方向。《儒侠金庸传》选择1949年作为金庸的分水岭，无疑是经过一番思索的。按照我的理解，这一选择起码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层面，对于金庸个人来言，1949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金庸接到了对他颇为赏识的大法官梅汝璈的电报，邀请他赴北京外交部做助手，金庸对此极为兴奋，不顾亲朋的反对，毅然辞职北上，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失意而归。而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看，1949年也是时代的分水岭，新中国宣布成立是标志性的历史大事件，虽然香港在当时仍然处于港英当局的管辖之下，但是并非世外桃源。如果我们放远一些看，后来金庸选择离开《大公报》，创立《明报》，乃至《明报》的崛起等，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天翻地覆变化的新旧时代之变迁，今天我们对新旧时代之变已渐淡漠，但对当年的青年，那是刻骨铭心的。

　　正如作者在《儒侠金庸传》中所言：如果没有1949年的变迁，也许就没有了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作者出于谨慎考虑，选择了使用“也许”，其实，这里大可以换成“肯定”，因为，金庸的出现，乃至于火爆，都离不开时代的机缘，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和时代的宠儿。自然，有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许多人可能会选择1955年作为金庸的人生分水岭，因为正是在这一年，金庸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从而一举成名天下闻；或许会有人把1959年作为另一个分水岭，因为，正是在这一年，金庸毅然辞职，开始创办《明报》，从而奠定了知名报人的地位，至今，由他一手创建的《明报》仍然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大报之一……不过，选择1949年作为分水岭，体现了作者的深入思索和敏锐的眼光，他构思、写作金庸传记的同时，也在不断重新认识、理解金庸。传主毕竟是同一个，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各部传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大多相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除了精心布局，对材料有所舍弃，力图让金庸丰满而独特的形象尽可能逼真呈现之外，仍然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许多独家材料，比如对其小说在人性方面的言简意赅之分析，金庸湖州之行的全程描写，评点本风波中当事人提供的独家材料，金庸的中学老师———百岁老人章克标之生存状况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不无感慨地说：“当我在电脑上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相信与读者早已共存在这部金庸先生的传记中了。”这是作者真诚投入的肺腑之言。近些年，他已经陆续有《张静江传》、《易经与经营之道》、《伤寒名方解析》等著作问世。《儒侠金庸传》仍是他业余笔耕之作，相信这部毫无名利主导的书连同他眼中的金庸形象，一定会在读者中引发不小的共鸣和喜爱。（《儒侠金庸传》张建智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