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农民工进城已近30年。

　　在普通市民的印象中，农民工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他们衣衫褴褛，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和环境恶劣的工作，整天拖着疲惫的身子，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他们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野百合。台湾歌手罗大佑有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农民工的春天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那么，他们拥有的是怎样的一个春天呢？

　　本报记者 郑建峰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我脸上流着汗……”北京朝阳区北双桥的一个马路边传来整齐的男女声多重唱，显然这曲目还停留在10年前的歌唱水平上，除了这支歌，基本上就是“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之类。民工老蔡是晚间唱歌票友会的组织者，像这样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四五个人，被戏称为“常委”。

　　他们就住在不远的工棚里，每天晚上大约8点半之后，就自动集合。马师傅用二胡充当乐队，老蔡喊上开水泥店的老板娘，联欢的帷幕基本就拉开了。

　　53岁的老蔡是马路对面楼盘施工工地的工人，前年从牡丹江来到北京的：“我好唱两口，不太会唱戏文，马师傅是南边这个小区的，看到他一个人干拉，我就干脆跟他配合了。”今年7月初，在这里开水泥店的东北老乡马玉花(化名)也加入并且升为领唱，“乌七八糟票友会”正式成立。马路南面，将近400米的临时大排档上方，拉起一盏盏的白炽灯，成了他们的舞台灯光。这里每天晚上都有20人左右的铁杆听众。

　　“抽袋烟，解心宽。可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唱歌挺好，这就算是穷开心吧。”每月挣一千多块钱的老蔡这样解释他的“穷开心”，这样的“穷开心”也并非每个从事建筑的农民工所能有的。

　　“我去过天安门！”

　　瑞气副食店的晚上生意很好，两块钱一包的“沙河”牌香烟每晚都能零卖出去四五条。老板的诀窍是，晚上把21吋的彩电放在外面，民工们就都围过来看，多的时候有50多人。

　　小孟是依依不舍离开这里的，他还要加班。

　　没人逼他加班，但每天10个小时之外，多出的干活时间算加班。小孟很勤劳，每天都要主动加两个小时。“我们每天起码要干13个小时，加班可以多拿钱！”小孟所在的工程装修队部分农民工来自陕西安康，工头和他们都是彼此相邻的乡亲，当初工头找他来北京“干建筑”，一来就是10年，10年中连自己都数不清转了几个工地，现在小孟已经是而立之年。

　　怀柔距小孟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这段是他最喜欢走的路线，车行的尽头是他的媳妇。媳妇为了能和小孟在一起，也在小孟进京不久，到怀柔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她收入没我多，但那里干活不累，时间比我富裕，也能请假。”尽管工地一人一个坑，但小孟还是坚持每个月去媳妇那里和她呆上一两天。结婚8年，还没要孩子。当初来首都心里都想着天安门，但在北京两个人都没怎么出去玩过。

　　食堂是小孟喜欢的地方，大家闹哄哄地打饭，然后再闹哄哄地吃。晚上吃完饭就在瑞气副食店前看会儿电视，最多不超过半小时，然后走路10分钟到工地加班，一般每天都要加到凌晨两三点，“早8点准时上班”,小孟认真地说。这样的工作时间决定了他一进工棚便倒头大睡。“都没去过天安门！不瞒你说，我甚至快10年没看电影了。”

　　河南滑县的小张在看电影上比小孟幸运，不但看上了，而且还是国外的片子。工地上前几天来了不知是哪里的放映队，“支上大白幛就放，我看不懂，看不懂也看！”小张20岁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异样的贪婪。

　　最奢侈的事，是和工地的小弟兄们到大排档喝酒。如果高兴，小张每个月能有3次光顾大排档，因为每隔10天，工头就给他们发50元钱。

　　大冯是“水郡长安”工地的保安，他从湖南常德来到北京，就是想看看首都。来北京两个月就请假跑去看了天安门，从升旗到降旗。由于没钱，大冯只在故宫的外面转了转就返回了。“我去过天安门！”他有些自豪地说。他下一个目标是攒钱去长城，他认为到了北京不到长城是件极没面子的事情。和大冯同样是月薪800元的小王，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来北京半年了，天天在工地让他心烦，而每月800元的薪水使他“挣个脸给家里看看”的心思落了空。他准备回家，在拿到工资后，小王说他马上就去天安门玩，还有颐和园也一起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