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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已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成为当务之急
本报资料图片记者 强军 摄
告别了泥土
告别了爹娘
我们在城市闯荡
招呼晨曦
点燃星光
足迹是跋涉
四海是家乡
捧出绿波花海
托起楼盘的翅膀
用力量创造财富
用知识编织理想
为了都市的彩虹
为了都市的芬芳
为了爹娘的鬓发
———不再染霜
我们自信
我们自强
———摘自农民工之歌《我们是工人队伍新的力量》
昨日，省社科院民意调查中心发布了“外来工社会融入调查评估报告”，调查显示，超过2/3的被访者表示无论如何都将在城市发展，他们的融入城市的社会需求已经无法回避。报告指出，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却是外来人员融入城市方面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农民工、外来工等词语都带有歧视性，对外来人员融入城市是一种观念阻碍。建议将“外来工”、“农民工”的称谓更名为“新市民”。
此次调查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三个阶段。调查组在西安市吉祥村、郝家村和罗家寨共发放213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为93.9％，具有较高可信度。在深度访谈阶段，对11位男性、13位女性进行访问，被访者在年龄和职业状况上各有一定代表性。在小组访谈阶段，他们分别就电脑与互联网、就业指导、工作适应、卫生与健康以及子女教育等五个主题和外来人员进行了讨论。
六成多调查者很想融入城市
调查
数据：2/3多调查者表示留城市发展，仅有11.2％可能回到家乡。
调查
分析：调查显示，外来人员群体在网络学习、城市生活常识、人际关系、就业、健康与卫生、娱乐、子女教育、心理调适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印证了他们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不少困难。
深度访谈显示，较之于西安市户籍人口，外来人员的健康与卫生知识更为缺乏，而当疾病威胁这一群体时，他们由于缺乏金钱和家庭朋友网络的支持将更难承担后果。
在子女教育的需求访谈中，民意调查中心未发现外来儿童与本地儿童在学校交往中出现隔离现象，外来人员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中也未将孩子定位为外来人员自我隔离，同时学校老师在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中，尚未发现明显的歧视或者排斥外来人员子女的现象。但是，访谈也发现外来人员子女在入学方面受到的限制和歧视仍然存在。
专家观点：“西安市市区人口不到400万，其中就包括100万外来人员。外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样让他们尽快融入到城市里，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民意调查中心主任谷孟宾说，从今年6月1日到8月中旬，他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针对西安外来务工人员展开深度调查，评估的目的就是要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能力进行培训，对普通市民的观念进行更新，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建设和发展。
73.7％渴望城市生活应急指导
调查
数据：85.5％的外来人员对扩大社会交往有浓厚兴趣；40.5％的外来人员对和政府管理人员打交道兴趣不大；73.7％的外来人员希望得到城市生活应急指导；65％的外来人员希望能在接受培训时结识一些朋友。
调查
分析：许多外来人员对城市的生活常识和生活规范还不太了解，针对外来人员，缺少生活融入这方面的培训内容。许多外来人员表达了对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更实用的方式扩大社会交往范围。能否通过社会培训，给外来人员提供学员通讯录，在课堂上通过行业归类或乡缘归类等方式，增进群体内部的沟通、外来人员与志愿者以及讲座老师的交往，这些都能成为满足外来人员社会交往需求的有效手段。让外来人员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在城市里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子，对于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可以产生一些积极作用。
专家观点：谷孟宾建议社会各界多鼓励外来人员自发组织一些乡缘小组、业缘小组、性别小组、兴趣小组，通过这些小组的凝聚与交流，推进外来人员的城市融入进程。“一些针对外来人员的培训机构，能不能把培训场地放在高层楼上，保安可能询问进出人员，要求个人的衣着整洁；再比如乘电梯时，外来人员可以在使用电梯的过程中了解电梯常识。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培训场所，针对外来人员进行一种社会融入潜移默化式的训练。”
压力主要来自企业老板等人群
调查
数据：感觉城里人歧视外来人员的占46％，没感觉到的占38.5％；希望掌握一些维权知识的占78.5％；能够在与本地人的交往受挫中较好调节自己不良情绪的占76％；另外，67％的外来人员认为媒体对他们关注太少。
调查
分析：调查显示，在工作交往中，外来人员受本地人排斥的现象并不明显，他们在同事关系的处理上也没有显著地适应困难和问题，他们主要的压力、不满、受挫、受骗来自于企业老板等人群。企业工资太低、工作时间长、克扣工资等问题是他们在工作方面所面对的主要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时，他们一般会忍受，无法承受时，他们会离开企业，哪怕拿不到工资。对“与老板谈工资与福利”这一问题，调查显示与老板谈工资福利的很少，几乎没有谈判的余地。另外，也很少有外来人员跟老板直接冲突，可能是迫于安全和成本的考虑。也几乎没有人去寻求司法、劳动等部门的帮助以及工会、妇联等机构的支持，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没有在这个人群中建立足够的信任感。
专家观点：“外来人员在遇到工作问题时多数会选择消极忍受、最终辞职的策略应对。其实跟老板谈判工资与福利对大多数外来人员并不适用。”谷孟宾说，在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大多数外来人员短期的维权培训，实际意义有限，生存和找工作的压力远远大于劳动权利受损带来的压力。
生殖健康具有极大脆弱性
调查
数据：78.5％的外来人员希望得到健康指导；47.5％的外来人员认为，在城市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调查者中，已婚外来人员占51.5％，爱人没在身边的占48.5％；赞成网络交友的外来人员占68％。
调查
分析：调查显示，外来人员在生殖健康方面具有极大的脆弱性。部分未婚年轻人对避孕知识的了解少；对流产等造成的身体伤害事先没有认识；对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意识淡漠；对异性的身体健康缺乏责任意识；对如何治疗自己的疾病缺乏选择的知识。这种观念层面的认识不到位，将直接影响这一群体受到流产、性病等威胁。
另外，许多外来人员中的已婚人士配偶并不在身边，而未婚人士由于对自己在城市生活缺乏稳定预期，也无法形成较为稳定的异性交往关系。外来人员异性关系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是外来人员容易遭受生殖疾病侵袭的重要原因。而一旦外来人员遭遇了流产、性病等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他们无法像本地人一样获得保障。特别是未婚的年轻女子，有可能独自承受流产给自己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同时，由于缺乏金钱，很多人选择简单的治疗甚至放弃基本的护理，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专家观点：谷孟宾表示，如何加强外来人员自身的能力建设，缓解生殖健康在观念、物质和组织层面的脆弱性，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各界深思。落差图/李二保
新华社发
呼吁
尽快消除歧视性称谓
“上世纪80年代把外来人员称为盲流，90年代称为农民工，2000年以来称为外来工，这些称呼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歧视性，现在应该叫他们为新市民。”谷孟宾说他们调研时曾作过“伤害评估”，认为如果使用歧视性的称呼来指代这一群体，将可能引起外来务工人员自我认同的困惑，并阻碍城市融合的促进。
在民意调查中心针对外来工的调研进展到第二天时，曾经增加了一个访谈问题，即让被访者提及他们对“农民工”、“外来工”这两个词汇的好恶。大部分被访者对这两个词都没有好感，认为“农民工”和“外来工”具有歧视意味的被访者占了多数。谷孟宾分析，由于外来工内部的巨大分化，用农民工或者外来工这样的指称已经无法指代这样一个内部千差万别的巨大社会人口部分。
调查
发现，由于没有沿海地区整齐划一的工厂“外来工”，在西安，“外来工”这一指称除了表明他们在“外来”这一特征上相同外，其内部其他特征的差异性十分巨大。这些外来工中，既有已经在西安生活10年以上目前准备买房的打工家庭，也有初到此地工作生活都没有着落的无业者；既有自雇型打工者，也有小店主、小老板，还有包工头；既有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也有为工作押金发愁的打工女性。不同的外来工群体在城市融入上的需求应该是有差异的，但消除这个称谓带来心理上的隔膜，满足这一群体融入城市的需求，值得深思。
访谈
压力大 希望有人帮一下
目标和现实 差异太大
访谈
对象：27岁，男，公司管理人员，来西安3年
觉得在西安生活还是很压抑，主要是工作上的压力，主要是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主要压力是孤军奋战，希望有人帮一下。发泄的方式主要就是去唱歌，或者出去逛逛。
如果有急事 向谁借钱
访谈
对象：26岁，女，商场售货员，来西安4年
工作不稳定，现在最希望有一份满意的稳定工作。在这里，没有签合同，人家正式工有那些保险什么的，我们没有。我想假如自己出点什么问题，需要帮忙，想借点钱，不知道能不能从厂家借到。
调查
看看外来人员想什么
本组稿件由实习记者 王晓亮 本报记者 胥建礼 采写(特别感谢省社科院民意调查中心协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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