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为女儿能“顶职”进烟草局工作，张英(化名)拿出了7万多元，等了6年时间，但最终未能如愿。由此，她成了一个举报者，先是举报别人受贿，最后是举报自己行贿。

　　“收钱”办事，没办成“退钱”。在这一社会通行的潜规则的运行过程中，张英的举报行为显得有些另类，呈现给我们一幅“台面底下办事”的现实图景。

　　自己举报自己行贿

　　一个另类的举报者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中，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竟是同一个人。一位退休的县烟草专卖局职工举报自己，为解决子女就业曾数次向局领导行贿。

　　当这位年近六十的举报人终于坐到记者面前时，她瘦弱、憔悴的模样让人一时无法将她同其“壮举”联系起来。

　　今年56岁的张英(化名)退休前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烟草专卖局的出纳员，她说，自己虽然文化不高，但知道举报自己意味着什么。她说这番话时表情坚毅，决绝中却透出几分悲壮和无奈。张英以前的同事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张英这个人沉默寡言，老实得甚至有些软弱。

　　女儿顶职需要活动费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27年前。1979年文成县商业局与张英所住村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张英等20人成为商业部门的农民工。张英被安排到县烟糖公司工作。10年后烟草专卖局分离出来，垄断性行业的特征让张英一步跨入工薪收入较高的群体。

　　张英有个将每月收入记账的习惯，2001年、2002年退休前她每个月总收入在8000元以上。丰厚的报酬和稳定的职务让张英在勤勉工作之外，想让自己的子女也进入烟草专卖局工作。巧的是，张英等人当年由农民转成工人时曾和商业部门口头约定，农民工的子女可以在该职工退休时“顶职”就业。张英不会想到，她后来所有的辛酸都由这个约定延伸而来。

　　子女“顶职”就业的事情，在张英接近退休年龄时，变得急迫起来。然而口头约定毕竟没有落到白纸黑字上，为了增加说服力，张英费尽周折找到一份1992年温州市劳动局颁发的文件，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家居农村并符合国务院(1988)137号文件规定正常退休的工人，允许其一名16-25周岁的未婚子女到父母原工作单位的城镇，凭其父母退休证或父母死亡证明报名，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招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张英的儿子此时已在县烟草局做临时工。该局刘姓副局长告诉记者，烟草局比较特殊，正式编制和临时工的收入相差很大。因此，张英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退休后能让子女顶替自己的编制，成为烟草局的正式职工。张英小女儿小青有北京某大学广告设计的大专文凭，毕业后曾在温州市烟草专卖局做了两年临时工，工作能力得到市局领导的认可，按照这份文件的精神，让小青“顶职”在张英看来理所应当。

　　张英觉得万事俱备，只欠自己退休。被同事评价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她就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原文成县烟草专卖局局长林长聪请求解决女儿“顶职”的事情。当时的情景，张英至今记得清楚：“林局长说我是土地征用职工，只要我退休，根据国家政策你的子女可以顶职。市局领导对我女儿印象好，待我退休后一定能解决我女儿顶职之事。但为了疏通上级领导关系，需要我拿出一定活动费用。”张英明白，要让女儿“顶职”，她必须做两件事，一是退休，二是送“活动费”。就这样，张英在林局长的承诺和动员下于1999年离开工作岗位。

　　7万元行贿和6年等待

　　张英在举报材料中这样写到她几次行贿的过程。“为了谋图女儿到县烟草局工作，本人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向当时该局局长林长聪多次行贿，其中四次送了人民币和外币，加上赠送的物品，折合人民币共计7万余元。”

　　张英说她第一次给林局长送钱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当时送去1万元人民币；在2000年她又给林局长送去6000荷兰盾；2001年她再次送去300欧元；2002年夏天，她给林局长的银行卡里存入3万元。除此之外，张英说她每年逢年过节还送上大量礼品。

　　然而直到2004年，张英女儿顶职一事仍没有一点眉目。如果张英所说属实，那么她为什么能在没有一点进展的情况下持续行贿四年呢？“我在烟草局工作了十几年，我和林局长很早就认识，我很信任他。我送欧元那次，他说招工既有困难，也有希望。他还保证，招工之事十有八九，让我放心。他说凭我们是十多年的同事，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他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将事情办好。”憔悴的张英向记者讲到这些，仍忍不住气愤。

　　张英在这样的承诺中等待了6年，当一位陈姓职工的子女入职后，张英坚定的等待在瞬间破碎，如幻境般的希望终于化为泡影。2004年上半年一天，张英被叫到局长办公室，她说：“林局长告诉我，不同意安排我女儿到县烟草局工作，他还将放了近两年时间的人民币退还我。”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张英蒙了，几天后她逐渐清醒过来，她再次来到局长办公室。张英说：“我问林局长，我女儿顶职不成，是不是因为我钱财送得少。他听到这话当时脸就青了，态度粗暴地说，就你那几万块钱还想安排女儿到烟草局工作，有本事的，你可以去告。”

　　感到被欺骗并受到羞辱的张英果真开始了“上告”之路。2004年张英向温州市烟草专卖局上报了此事。市专卖局专门就这件事召开会议讨论。在整个会议纪要中，张英得到了两个结论：第一，市局领导表示现在已经没有“顶职”制度，说企业搞世袭制是一种悲哀。对于林局长答应解决入职的事，他们认为林的本意是好的，他已经尽力去做了，没有欺骗，但他的工作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市局会找他另行谈话。第二，市局调查认为三次给林局长送钱，他都已归还，没有构成犯罪。

　　这次会议的结论促使张英在2005年1月，再度向中共文成县纪委反映该问题。文成县纪委经过调查向张英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上说：张英叙述，她以为子女解决工作需要疏通关系为由，送给林长聪6000荷兰盾，林长聪将钱收下一段时间后还给张英5000荷兰盾，另以给小孩玩为由留下1000荷兰盾(价值人民币3500元)至今未退还。对此林长聪予以否认，张英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来证实，证据不足。

　　此外，张英曾送给林长聪内装300欧元的信封，林长聪声称当时张英将信封丢到桌上就走了，他就将信封放入手提袋里，但当晚乘三轮车时将包遗失。过了一段时间，林长聪的手提包被找回，但300欧元已不见。直到2004年12月，林长聪将欧元折合人民币2500元退还给张英，但张英因未能解决子女就业而不愿收回该款。林长聪已将2500元上交纪委。

　　因此张英反映林长聪未退还300欧元一事属实，但林长聪占有该款的主观故意不明显，且已将该折合款主动上交，不宜作违纪论处。林长聪收受300欧元后保管不善，没有及时退还给当事人，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至此，林局长除了接受调查和批评教育外，仍在原职工作。但张英不知道，她自己却将面对心灵和身体更为深重的痛苦。

　　自己举报自己

　　张英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同时，依然想和林局长谈谈。但两个人说不到几句话，她情绪激动起来，烟草专卖局不宽的楼道里开始回荡着她的声音。林局长据此不再接待她的来访，并在办公楼门口设置了门卫。张英因进不去局长办公室，就拿来板凳在办公楼门口的人行道上静坐，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她还准备了牌子，写着“要求解决子女工作”等文字。

　　张英的举动无疑给本就没熄灭的火焰上又浇了油。2005年3月7日，在文成县召开县人大及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张英忽然被县公安局带到城关派出所，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3天后，张英的亲属带着1400元将她担保出来。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11月14日和28日，张英两度被拘留，据她计算，她前后在拘留所过了24天。

　　对于3月7日的拘留行政处罚，张英颤抖着掏出一张文成县公安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这样写着：“2004年8月以来，张英多次到县烟草专卖局吵闹，并对局长进行辱骂，致使其不敢到办公室上班。2005年3月2日以来，张英在上班时间准备了被子和椅子，身边写了牌子躺坐在专卖局门口。派出所曾多次对其行为进行制止，但张英不听，其行为持续时间长，干扰了县烟草专卖局的正常办公秩序，决定给予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

　　该决定书的最后一行，印着“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张英于是向文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5年4月5日，张英得知行政复议结果。复议机关认为，张英为子女就业问题多次到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办公室吵闹，并多次到该单位门口静坐，致使该单位正常办公秩序受到影响，本申请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复议的结果是维持行政处罚决定。

　　13天后，张英聘请律师向文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年6月法院作出判决，维持被告文成县公安局3月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合计380元由原告张英负担。

　　张英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服，当年8月她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9月14日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书用了整整5页纸来描述审理过程和双方的答辩，但对张英真正有意义的或许只是最后一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文成县烟草专卖局一位副局长对记者说：张英的事情他一路看下来，张英知道解决女儿顶职无望后，确实和局长发生过争吵，也确实在办公楼门口静坐，但她没有破坏任何公共财产，没有威胁其他职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2005年最后几天里，张英终于提交了行政申诉状。至此，这个不善言辞、没有很高文化的普通女子，几乎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2006年到来后，她意识到申诉状有如石沉大海，她不屈服地向温州市纪委递出了信访材料，并最终写出一封举报自己的举报信。

　　记者了解到，林局长已经调任另一县烟草专卖局，因此没有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