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
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
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
而1976年的那一届,
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本文记述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
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
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
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
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
无论如何,
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
记者 谢海涛 上海报道
上篇 在路上
多年以后,西藏大学的教师丹巴次仁还记得,30年前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情景:四号宿舍楼,五角场的小饭馆,话剧《于无声处》……
遥远的1976年,22岁的丹巴是西藏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当时,上海和西藏教育系统协商后,确定每年为西藏培养20名少数民族教师。那一年,丹巴在45名选拔同学里,成绩排名第三。12月22日,他和19个藏族老乡一起,从拉萨乘汽车赶往青海,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终于在大雪封山之前,到达格尔木下面的柳原火车站。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丹巴迎来了1977年的元旦,广播里放着郭兰英唱的《绣金匾》,唱着唱着,声音里出现了哭腔,带着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激动。到上海的那天,是凌晨一点左右,一出车站,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亮如白昼,丹巴惊奇得不得了。很快有复旦的车子来接,在丹巴感觉既新鲜又疲倦的时候,车子进了校园,四周黑乎乎的,像梦境一样。
第二天,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民族委的安排下,丹巴和他的老乡参观了外滩、上海大厦、豫园、国际饭店,一个新世界在他眼里打开了。
这是1977年1月。中国刚刚送走了一个特殊年代:在一场“天体崩溃,巨星陨落,大地开裂,苍生离散”的旷古悲剧之后,又忽然走在复生的边缘;几个月前还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大上海,又忽然是“浦江两岸卷巨澜,万众一心除四害。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在前进,形势一片大好。”
丹巴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住进了复旦,等待着他的汉族同学们前来报到。他就要入读的这所大学,这个“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灾区”(苏步青语),几个月前“还是硝烟四起的战场,两度炮打张春桥的怒涛卷起,曾使“四人帮”及其余党心惊肉跳,后来,刽子手的鞭打,鹰犬的狂吠,革命的声音暂时沉寂了”。忽然之间,校园里又贴满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宣传画,师生们聚会愤怒声讨背叛毛泽东思想篡党夺权的人。
由于形势变动,76级的大学生报到一再推迟。一个多月后,丹巴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汉族同学。很多年以后,他们有个名字: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农场生活
1977年1月的一天,在丹巴盼望着他的汉族同学的时候,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阵惆怅: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
1969年3月,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一到农场,林锡琦就觉得心里也荒了起来。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所谓连队,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所谓农场,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才有了人烟。
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洪水泄掉,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还没有看,就被同学拿去,书还回来的时候,已被翻烂了。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业余生活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
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个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
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
1970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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