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上大学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 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为了广阔天地，林锡琦放弃了考试。这一年又出了个张铁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试的潮流。农场里考试成绩最好的人，却没有上成大学。
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怀疑的情绪也在知青中蔓延，辩论像地下的野火一样被点燃：究竟知青下乡是权宜之计，还是做长远打算来培养接班人呢？
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锡琦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大喇叭里播哀乐，“哎呀，谁去世了呀？”听说是周总理逝世，林锡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们国家以后会怎样呢？
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
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考试，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听她一讲，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我就能上大学。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话剧的诱惑
1977年1月到2月，在林锡琦踏上回乡之路的前后，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从天津的文化馆，从二炮部队，从安徽的公社，从昆明的文化局，从江西的农场，正有一些青年像林锡琦一样，一路赶车，赶船，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方向，他们身上同样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
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林锡琦和她后来的很多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上的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而在车轮滚滚之间，他们或有着对于过往蹉跎岁月的些许惆怅，而更多的则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在荒芜年代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终于看到施展抱负机会的豪情。
2月的一天，在火车上，宝鸡话剧团团支部书记戴伟激动得一夜没睡。1976年四五月间，听说剧团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戴伟高兴坏了。当时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读书的兴头正浓，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大看特看泰戈尔、西方美学……
1970年，戴伟作为中学的文艺骨干，被选拔进了话剧团。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戴伟从上学时就尝尽辛苦，对于能进剧团，有碗饭吃，他觉得真是太好了。那个年头，他精神愉快，干劲也足，上午训练，下午排戏，晚上演出，10点的时候，还要到工地去干活，一般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并入了党。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戴伟经常给学员讲课，讲形体，讲表演，讲朗诵，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话剧体会。
那时的戴伟很喜欢读书。一进话剧团，他跟着老大哥悄悄背《古文观止》、《孙中山传》，背《共产党宣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在练习台词中学习着知识，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对书中的美好世界很是向往。但这个世界到底在哪里呢？他又说不清楚。
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消息，让戴伟依稀看到那个世界的影子。当时剧团只有一个名额，竞争者有十几个，最后只剩下了他和一个编剧。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剧团领导通知戴伟去，他非常高兴。30年后，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也不知深浅，去了就谈东谈西，还说自己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当时来招生的复旦老师说：你怎么能放弃了呢？复旦有个话剧团，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多部名剧，洪深、马彦祥等人都和它结过缘分，你去了正好可以发挥特长。
最终是话剧打动了戴伟，其后的日子就是等待通知书。1976年底，戴伟既兴奋又有些提心吊胆：“四人帮”都粉碎了，会不会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呢？在望眼欲穿里，通知书来了，戴伟看了又看，还在担心：这到底算不算数啊？
那一天，在赶往上海的火车上，兴奋的戴伟把剧团给买的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自己跑到硬座车厢，和同到上海报到的老乡聊天，天刚亮的时候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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