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的日子

　　虽然一夜没睡，戴伟进校时仍是精神亢奋。接新生的车子刚停下来，就听到敲锣打鼓声，哗啦啦围上来一群人帮助拿行李，一张张热情的脸。校园里到处是接新生的红色横幅，到处是穿蓝灰卡其布中山装的男生，剪着齐耳短发、拖着两条麻花辫的女生。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当时的《文汇报》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上海已经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一幅走向大治的景象。”

　　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大学。戴伟到中文系去报到。中文系在一个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在树阴中若隐若现，面前是一个大草坪，与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遥遥相望。后来，戴伟知道中文系所在小楼名弈柱堂，曾留下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的足迹，也留下过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的背影……

　　中文系宿舍所在的四号楼是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围墙。戴伟到宿舍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大家忙着互相介绍。这时，进来一个人，很是老成和善，一进来就嘘寒问暖。戴伟心想这个老师真是平易近人，后来才知道是上海同学黄有土，他们临时的班长。

　　激动的心情很快变得乱哄哄，很快老乡找上门来，戴伟就跟着到处去转。先是来到了毛主席像前，只见老人家背手遥望，目光深邃；又来到物理系楼前，只见红砖房子，沉稳气派。又来到一条主干道，只见两边都是大纸报，揭批红卫兵组织“孙悟空”的大纸报，挨着批判张春桥女儿的大纸报。很多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

　　戴伟后来知道那条路历史不凡，因为“无产阶级曾在这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卷起革命的波澜；资产阶级也曾在这里挂黑板，贴墙报，点起右派复辟的鬼火。在这条路上，斗争是如此尖锐，所以人称‘南京路’”。就在几个月前，“南京路上还在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人如潮涌，每个人紧握拳头，瞪着愤怒的双眼，历数走资派的罪行。路旁千万张大纸报，铺天盖地，像一枚枚重磅炸弹，轰炸着资产阶级世袭领地。“(1976年3月14日《文汇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春天已经来了，政治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最后散去。戴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着如何学习和演戏。他是因为话剧来到了复旦，他不知道他的同学们又为何而来。是属于无心插柳，还是水到渠成？是为了镀金以脱胎换骨，还是因为满怀抱负而叩响求知之门？在那个混乱而又荒唐，人们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年头，不同的人来到复旦，有着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机缘，则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种种世相人生。

　　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在放弃了在同龄人中相对较高的工资之后，来上大学的。那一天，全图书馆的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那是一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时刻，当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

　　柳州群众艺术馆来的古亦忠坐在宿舍里，还是感觉像做梦一样。1972年高中毕业以后，他一直想着有一天能上大学。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学习，晚上写诗，用毛笔抄书：唐诗、宋词、莎士比亚全集。1976年，复旦在柳州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文化系统的竞争者有十几个人，本单位里一位实力比他强的老师，柳州歌舞团一个名演员，以及柳州市文化局一些年轻人，都梦想机会能降临在自己头上。古亦忠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没有笔试，也没有面试，古亦忠把自己的诗歌给招生的老师看了看，复旦最终选择了他。

　　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既激动又有点失望。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后来转到安徽。1976年，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她从小读书好，在农村的时候，不想招工，就是非常想读书。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学医。这一年，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她还在大队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一看却是复旦的。一直到现在，陈晓东还是搞不清楚，当年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很多年后，陈晓东还在想，如果当时有高考，肯定要去考个医科大学。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24团某连指导员范计春，是最后一天才来报到的。他差点与复旦失之交臂。1976年，范计春是个激进的青年，作为连队指导员，他把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搞得“登峰造极”。农场查处收缴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时，他把所有的诗歌保留了下来；支部开大会时，他带头发表反对江青的言论；“四人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他在支部会议上表态：“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好。从切身体验出发，他感到“文革”是没有希望的。而在落实“三项指示为纲”精神促进生产的当年，他们连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丰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奖金。

　　范计春的激进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级做了反映，范计春被领导找去谈话，最后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才把他保了下来。由于种种原因，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农场否决了他。

　　“否决就否决吧，我也没有太在意”。30年后的范计春还记得：1977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飞，突然团部派人通知他去参加考试。原来是一个被推荐的常州知青，在参加完考试以后，突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范计春就这样赶上了末班车。那年冬天，在农场两个老师的监考下，他一个人参加了补考，对当时的作文题目至今记忆犹新：从张铁生交白卷谈起。

　　2月，范计春才拿到了通知书。2月25日下午，他和弟弟从南通坐船到了上海。一出十六铺码头，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一天，兄弟俩坐公交车到了复旦，找到四号楼宿舍，等安顿下来，天基本上就黑了。

　　来自五湖四海

　　1977年2月25日晚上，四号楼灯火通明，热闹起来，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基本上到齐了。

　　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这个看过吧，那个看过吧，很快就以其旁征博引，得名“老夫子”。这个插队8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曾经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了5天时间，居然把没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试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

　　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在上海自行车四厂，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理论小组的副组长、厂团总支委员、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写作组骨干。他最红的时候，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但十年中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

　　江西省机关出身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一举手一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一说话，“这个，那个，嗯”，不久以后，人人都叫他“老干部”。

　　“二炮”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两面“红旗”挂着，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后来在校刊上发表很多诗。

　　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后来他成为学界名人，学生多得数不过来。

　　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口气很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很多人名，又喜欢讨论问题。

　　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7611班时，还是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责任编辑：梅智敏)